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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報告
風險防控視角下涉眾型經濟犯罪研究(游永威、林碧娜、朱敏敏、邵珠倩、姚瑤)

風險防控視角下涉眾型經濟犯罪研究

 

前 言

 

近年來,X法院所在地涉眾型經濟犯罪[1]上升趨勢明顯,此類案件近半數為大案、要案,社會關注度高,涉及地域較大,被害人眾多,涉案金額巨大,本身對經濟秩序已有較大的破壞性。在盜用新經濟概念和借助互聯網的“推力”后,犯罪類型日趨科技化,犯罪手段日益翻新,行為模式更加專業、隱蔽,嚴重擾亂經濟秩序,嚴重損害群眾利益,嚴重危害社會穩定。

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呈現,對審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既要求法官落實罪刑法定原則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防范金融風險,更要求嚴格定罪處罰的要件標準,把好證據關、事實關,防范審判風險;另一方面,法院還要應對涉眾型特征所帶來的程序以外的沖突矛盾,化解社會風險。上述風險引起我們的警覺和反思。

課題組以風險防控為出發點和終結點,以所在的X法院近十年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作為分析樣本,通過分析統計和系統調研,獲得第一手數據,以案例分析法剖析調研案件的判決要素,通過文本分析法梳理了各地公開發布的地方司法文件;在調研期間,課題組深度走訪一線資深法官了解形成內心確信的過程,參與多場審執部門關于涉眾型經濟犯罪財物處置的座談。在此基礎上,課題組提出建立涉眾型經濟犯罪風險防控體系的對策建議。課題組及時進行成果轉化,結合一線法官的審判經驗,總結出《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關于非法集資類犯罪十大典型案例》,起草了《珠海市X法院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審判工作指引》《珠海市X法院集資詐騙罪審判工作指引》《珠海市X法院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審判工作指引》,以期統一法律適用,規范裁判行為,有效防范和減少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審判風險。

 

一、X法院近十年審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基本情況

2011年至20199月,X法院共新收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121279人(單位)[2],占刑事案件收案總數的0.61%。從各年收案變化情況看,2017年、2018年略有下降外,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絕對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占比總體上亦呈遞增態勢(見圖1、圖2)。2010年以前X法院基本上未受理此類案件,2011年受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12人;2016年以后,每年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新收均接近20件或突破20件,被告人最多的案件達30人。截止20199月,X法院已審結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90205人。

1:涉眾型案件占比變化圖        2:涉眾型案件新收趨勢圖

  

(一)案件類型

從案由分析,2012年以前,X法院受理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主要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2012-2014年間,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開始出現,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量逐漸增多,在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占比也逐步增大,在2017年占比達到最大值85.7%。九年間X法院受理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60%以上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見表1

1:三類案件收案情況對比表

(二)涉案金額分布

審結的90件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共計人民幣2797148.262萬元、港幣1145萬元,折合人民幣約2798178.762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平均每件案件約3.1億元。

90件案件中,涉案金額超過1億元的案件14件、占15.6%,1000-1億元28件、占31.1%,100-1000萬元29件、占32.2%。近80%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在100萬元以上,接近一半涉案金額超過1000萬元,涉案金額巨大。

(三)行為模式

90件案件中,主要行為模式集中于以下幾類:一是投資入股型,即虛構投資項目或工程,以投資項目可獲高額回報為誘餌騙取受害人錢財,占25.56%;二是理財產品型,即謊稱能為受害人提供黃金、期貨、外匯、證券等理財產品的交易平臺或投資咨詢服務,占23.33%;三是其他類型,如變相自融模式(占5.56%),商品回購、寄存代售(占4.44%)等等。(見圖3

3:行為模式統計圖

(四)投資人(集資參與人)人數

90件案件中,投資人人數在30人以下(不含30人)的31件,30-100人(不含100人)22件,100-1000人(不含1000人)14件,1000-1萬人(不含1萬人)6件,2萬人以上4[3]。超過一半以上的案件投資人人數在30人以上。

從投資人與涉案金額的關系分析,X法院審結的10件投資人人數在1000人以上案件,涉案金額均在1000萬元以上[4];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投資人人數越多,平均涉案金額亦越大,但投資人人數與涉案金額并非成絕對正比例關系,這說明投資人人數不是影響涉案金額的唯一因素。(見表2

2:投資人人數和平均涉案金額對比表

 

 

 

 

(五)運作模式

90件案件中,成立合法公司和企業的有69件、占76.67%,從表面上看,超過四分之三的案件行為人以合法、正規的方式運作模式實施行為。其中,行為人成立了具備提供專業財會、法律服務條件公司的19件、占成立公司案件的27.54%,內部進行分工39件、占成立公司案件的56.52%。

值得注意的是,對75件已結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集資詐騙案件進行分析,課題組發現,這兩類案件中有40件案件的行為人形成了上下層級,并以下級業績計算上級提成。也即,過半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集資詐騙案件已出現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行為特征。

從承諾回報利率分析,90件案件中,69件有明確的回報率。其中,年利率≤10%8件、占11.59%,10%<年利率≤36%29件、占42.03%,36%<年利率≤72%12件、占17.39%,年利率>72%20件、占28.99%。也就是說,接近一半的案件承諾回報年利率高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即年利率36%[5]。(見表3

3:承諾回報年利率統計表

 

 

 

 

 

 

(六)宣傳方式

90件案件大部分采取一定宣傳手段,有的同時采取多種宣傳方式。以最主要宣傳手段作為統計對象可得,召集各類會議和舉辦講座、組織旅游居多,占37.78%;通過熟人間口口相傳次之,占15.56%;再之通過互聯網、微信公眾號宣傳,占11.11%,派發傳單等宣傳資料、媒體廣告兩類又次之,各占8.89%;此外,電話推銷占2.22%、以銀行領導和工作人員身份介紹占2.22%??梢?,開放式、公開性宣傳達6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通過主流媒體廣告方式進行宣傳、招攬投資的接近10%。(見表4

4:宣傳方式統計表

課題組發現,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宣傳形式,如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之名,虛假宣傳,蠱惑公眾投資加盟項目[6];歪曲國家政策,以“善心匯”名義收門檻費,而以發展人員為返利依據[7];部分案件還直接針對老年人,特別是以老年婦女作為宣傳和發展目標,假借養生度假、養老投資或打著金融創新旗號、借助互聯網等新興技術,騙取老年人投資[8]

(七)行為持續時間

90件案件中,犯罪行為持續時間不滿1年的31件、占34.44%,1年以上不滿222件、占24.44%,2年以上不滿529件、占32.22%,5年以上不滿87件、占7.78%,持續8年以上的1件,占1.11%。我們看到,超過60%的案件犯罪行為持續時間在1年以上。(見圖4

4:涉眾型案件持續時間占比分類圖

考察各持續時間段中成立公司運作案件的占比情況,除持續8年以上僅有1件案件不具可比性外,持續時間不滿1年案件中,成立公司運作案件的占比最高,為80.65%,隨著持續時間增加,1年以上不滿2年、2年以上不滿5年、5年以上不滿8年三個時間段中,成立公司運作的案件所占比例依次遞減為77.27%、72.41%、57.14%。成立公司案件的占比與行為持續時間的長短基本呈反比例關系。(見表5

 

 

5:持續時間統計表

 

 

 

 

從上表我們還發現,持續時間不滿1年、1年以上不滿2年、2年以上不滿5年三個時間段的涉案平均金額依次遞增,但5年以上不滿8年、8年以上兩個時間段又依次遞減,這也說明持續時間不是影響涉案金額的唯一因素。

(八)審理程序及審理周期

從適用程序分析,90件案件中,適用普通程序審理86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4件,這說明,絕大部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適用普通程序進行審理。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4件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僅有1件為獨任審判。

從案件審理周期分析,90件案件的平均審理周期為280天,遠高于同期所有刑事案件的平均審理時間[9]。其中,審理時間最短22天,最長1061天;審理周期在3個月以內18件,3-6個月20件,6-12個月27件,12-24個月18件,24-36個月7件,36個月以上1件。

90件案件中,41件經過檢察院建議延期審理或報請上級法院延長審限,17件由檢察院提出變更起訴或追加起訴,3件變更公訴機關指控罪名[10]。

(九)審理結果

已審結的90205人中,以判決方式結案88196人,移送上級人民法院管轄12人,檢察院撤訴17人。判決結案的196名被告人均給予刑事處罰,其中,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含3年)或拘役100人、占51.02%,3-5年有期徒刑(不含5年)39人、占19.9%,5-10年有期徒刑(不含10年)43人、占21.94%,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含10年)14人、占7.14%。超過一半接受刑罰的被告人被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總體量刑不高,緩刑適用率14.29%。此外,150名被告人認罪認罰獲從輕處罰。(見表6

6:判決結案196名被告人刑期統計表

(十)被告人情況

給予刑事處罰的196名被告人中,年齡最小19周歲,最大67周歲,以25周歲以上中青年居多(見圖6)。從同案被告人之間關系分析,夫妻、父子等親屬關系的11人、占5.61%,朋友或網友關系的17人、占8.67%,無任何關系的168人、占85.71%,絕大多數被告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并無關系。從被告人身份情況分析,犯罪前從事合法金融行業的被告人15人,占7.65%,從統計數據看,絕大部分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告人并無金融行業背景,但實際情況是,大量歸案前從事小額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的被告人無法納入統計。從是否具有前科情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196人中有15人具有前科,其中7人系曾因涉眾型經濟犯罪受到刑事處罰而因三類罪名再次接受刑罰。此外,港澳籍被告人2人。

6:被告人年齡結構圖

(十一)責令退賠金額

90件案件中,判決書判項明確退賠金額36件;判項未明確退賠具體金額的3件;認定實際獲利不明或未實際獲利,明確不承擔退賠責任2件;未判決責令退賠49件。從判決責令退賠金額與涉案金額的比例分析,責令退賠比例小于10%7件,10%-20%2件,20%-50%5件,大于50%22件,其中6件判決責令退賠比例為100%。(見圖7

7:判決責令退賠比例圖

(十二)證據特征

90件案件中,38件系涉及借助互聯網實施犯罪;56件案件證據類型涉及電子證據,占比達60%以上。從電子證據的種類看,以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居多,占48.21%,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占37.05%,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通信信息占10.7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占3.57%。(見圖8

8:電子證據分類圖

此外,審結的90件案件中,涉及司法會計、審計報告以及現場勘驗檢查筆錄的24件,占37.78%,1件案件由專家人員出庭作證。

 

二、X法院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新特點

(一)多呈現為大案、要案,廣受社會關注

X法院審理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額巨大,將近一半的案件涉案金額超千萬元,涉案金額過億元14件;涉案投資人較多,動輒幾百上千人,其中“掌上品”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投資人超萬人,“善心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參與人達八萬之眾;涉案地域較廣,部分案件涉及范圍遍及全國各省。案件社會關注度較高,涉案公司往往以資金雄厚偽飾,大肆包裝宣傳,成為行業關注焦點。部分案件呈系列案出現,涉案被告人較多,如“掌上品”“E租寶”“品界”等案件。涉案金額之大,投資人之眾,涉案地域之廣,知名度之高,涉案被告人之多,一旦案發即引發全社會廣泛關注。

另外,互聯網的發展助推了涉眾型犯罪的聚合傳導作用,投資人網上網下相互串聯、相約聚集,組織大型游行示威活動、甚至策劃極端活動等,在案件的偵查、起訴、審判階段會持續引發輿論熱點,引起較大社會關注。

(二)犯罪類型特征明顯,犯罪手段專業化、科技化

一是類型化特征明顯。集資方式上多以投資入股、理財產品、變相自融資、發售虛構債券、房產銷售、P2P網絡借貸等方式開展,方式多樣且類型化特征明顯。犯罪形式上或以公司經營為幌子,利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或利用新經濟概念或經濟模式的專業性,編造流行的經濟術語,鼓動他人投資;或以港澳、境外公司投資項目為名,以高額利率為餌,騙取公眾財物。涉及養老投資、旅游養生、開采油田、烏木、銀飾、虛擬幣、外匯買賣、足球博彩等行業。

二是犯罪手段專業化、科技化特征貫穿于從宣傳包裝到吸納資金整個犯罪過程始終,具體表現為:聘請專業的包裝團隊、采用立體化的宣傳方式;借助互聯網科技,開發特定網絡平臺或APP軟件;投資、盈利、取現等行為均可在線完成,甚至出現網絡資金池模式,集資行為更為迅捷方便。

(三)職業犯罪增多,犯罪組織嚴密,傳銷特質明顯

一是職業犯罪增多。部分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案發前,從事小額貸款、保險、證券等涉金融業務,其所在公司往往是未被銀監會批準的金融項目。在某一家公司被強制退市或行政處分后,再轉投另一家類似的公司,甚至“公司”核心人員集體換一個地區,換一個公司名稱,繼續從事不法的吸收公眾存款活動,以此逃避法律制裁,被告人實質上以犯罪為職業。

二是犯罪組織嚴密。超過四分之三的案件均設立公司,公司的運作模式凸顯專業化。通過專業化手段披上合法外衣,犯罪組織不僅具備合法的營業執照,還制定規范的管理制度、晉升標準等內部規則。公司內部分工明確,法務人員負責與投資人訂立合同,規避法律風險;技術人員負責維護官網、管理投資平臺;會計負責資金收取、賬目管理等;營銷團隊負責宣傳包裝及銷售推廣,各司其職共同為非法集資行為服務,組織性極強。

三是傳銷特質明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非法集資開始借推銷商品、提供服務或者項目投資等經營活動為名,以繳納費用、購物返利或投資入股等名義獲得會員資格,形成層級或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級的投資業績為計算依據給付上級相應獎勵、提成、返利等,調動所有集資參與人的積極性,迅速擴大集資規模,顯現傳銷與非法集資的融合態勢。

(四)涉互聯網案件增多、電子證據量大龐雜

運用互聯網科技開展非法集資的現象增多,犯罪分子往往以“互聯網+金融”的P2P、A2P等金融創新模式,以電子幣、虛擬幣等電子貨幣為噱頭,以互聯網為依托,設置專門的投資網站、投資管理系統、手機APP等,涉及大量的注冊、登錄、認證、交易及投資等數據,需要專業計算機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鑒定。隨著互聯網生活的到來,幾乎所有的涉眾型經濟犯罪都會涉及手機短信、即時通信等網絡應用服務通信信息,大多也會涉及網頁、微信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以及被告人電腦中存儲的文檔、圖片、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部分數據成為證明案件事實的關鍵,對電子證據的提取、固定、分析、鑒定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另外,此類案件往往無法全面收集所有投資人的身份信息和投資信息,從而導致投資人人數及具體金額確定困難,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及具體責令退賠責任的確定,致使案件較長時間內難以審結。司法實務中,法官通常根據大多以電子平臺儲存的電子數據及鑒定報告,結合投資人的言詞證據、相關合同、交易記錄、會計賬簿、投資憑證、審計報告等綜合認定集資參與人人數及吸存金額。

(五)案件迷惑性強、隱蔽性高、偵查難度大

涉眾型經濟犯罪宣傳“高大上”,包裝立體化。假借“新經濟形態”“金融創新”等名義;在宣傳方式上,租賃高檔寫字樓、召開高端投資會議、邀請專家明星代言、神化組織策劃者經歷并利用各類媒體大肆宣傳,鼓吹投資項目創新前瞻、穩賺不賠迷惑投資人;技術上,利用互聯網金融復雜的規則和體系,規避法律,迷惑性更強。

犯罪分子多以公司為掩體、組織嚴密、聘請計算機、會計、法律等專業人才,具備較強的反偵察意識,且在犯罪過程中往往刻意刪改減或隱藏相關客觀證據,甚至采取現金方式支付收益、利息等方式規避查處,且犯罪組織前期往往能依約足額支付承諾的收益,營造項目良好的發展勢頭,隱蔽性更高。

加之投資人深陷犯罪分子營造的投資暴利的幻想中,不愿意相信被騙,拒絕配合報案,部分集資行為竟持續7-8年,致使偵查難度增大。

(六)跨區域作案高發,具有涉港、涉澳因素

涉眾型經濟犯罪開始出現總公司設在某地,業務卻全國開花的現象,比如“E租寶”“善心匯”“亮必思”等案件均在一地設立總公司,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支機構或代理人模式,呈現出跨地區、集團化特征。在部分案例中出現在一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立案偵查后,被告人或未被追訴的參與人流竄到另一地,另行成立公司或直接以原公司的分公司名義開展非法集資活動。另外,借助互聯網,非法集資活動已經突破地域限制,不論投資人身在何地,均可在網絡平臺上直接參與集資。

珠海毗鄰港澳,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不乏港澳籍被告人[11];港籍澳籍的投資參與人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掌上品”“E租寶”案件;犯罪活動發生地常常涉及澳門、香港地區。涉案公司樂于將宣講會、投資會等宣傳活動、集資行為安排在港澳地區高端酒店,既能吸引大量港澳籍人士投資,也可向其他投資人展示公司的實力;犯罪類型有涉港涉澳因素,有以香港某集團旗下公司的名義在珠海招攬投資的犯罪活動,部分案件中有非法集資活動打著“香港財團”“Mezzo全球投資”等旗號,吸引投資人。部分案件假借境外基金、發售虛構基金[12]。

(七)易引發重大風險,干擾司法程序

涉眾型經濟犯罪涉眾性、隱蔽性、利誘性、迷惑性等特點,使其面臨的風險具備多維特征,既有在訴訟階段可能激化的矛盾,也有程序之外蘊含的沖突;既有刑事審判本身的自有風險,也有裁判風險引起的外部風險疊加。具體到社會風險中,涉眾的特征容易引發較多的社會沖突事件。

一是被告人家屬、投資人極端行為干擾正常審判秩序。在非法集資案件中,為了實現對案件法律事實認定的干擾,當事人往往還會采用個體極端行為,例如:在法院門口拉橫幅、哭喊冤情、寫血書甚至自傷自殘等方式。甚至發生部分群眾直接圍堵、傷害法官的暴力事件。二是投資人聚眾試圖影響審判結果。非法集資案件涉案主體眾多的特征,使其在表達方式上,更傾向于形成聚眾引起社會反應,干擾社會正常秩序,影響工廠、社區正常工作、生活,妄圖給審判執行工作施加壓力。三是營造廣泛的社會輿論。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投資人常利用新聞媒體或互聯網,制造輿論進行利益表達。在輿論子場域中,借助互聯網交互性和時效性,司法過程釋放出的信息會被其他關聯傳播單元不斷收納釋放,實現對事實的裂變式傳播。[13]當事人對事實片面、誘導甚至虛假的宣傳容易在輿論場域產生影響,給民眾造成“司法不公”的印象。

 

三、審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疑難問題

(一)罪與非罪界定難

1.“民間借貸”尤其是“涉眾型借貸”界定難

部分被告人辯解其行為屬于“民間借貸”,不具備非法性。一方面,民間借貸高額利息的特征為非法集資行為提供了表面合法的庇護外衣。很多集資人會出具“借款合同”,約定高額利息和所謂的付息時間、還款時間,并且在前期按時、按期的還款,以此來掩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在經營型民間借貸、投資型民間借貸中,如果僅僅以“無法歸還借款,造成大量資金缺口”來認定不法性,判斷其涉嫌非法集資犯罪,難免被人質疑是“結果導向”的入罪思維。

2.社會性、公開性認定難

經調研發現,大多數被告人辯稱“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時,主要以“只是在親友之間介紹投資”和“沒有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為由,來否定不法行為的社會性和公開性。

1)“親友”中“友”的范圍難以界定。商業領域中基于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關系,高息借款的對象范圍逐漸擴大,大多超出了互助型借貸中的熟人關系。很大程度上,借款人是向多個關系網之外的陌生人借款。

2)“口口相傳”的傳播方式定性難?!翱诳谙鄠?/span>是典型人際傳播。形式上表現為一對一的傳播??诳谙鄠髋c媒體、推介的公開傳播路徑不同,依托于人與人之間的近距離關系,外觀上看是私對私的傳播。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閉性。經統計,利用“口口相傳”的方式傳遞集資信息,在宣傳方式中占比15.6%,是第二大宣傳方式。

3.以“違法性認識不足”進行抗辯

在單位涉嫌非法集資行為中,部分被告人辯稱自己在加入公司之前,已經盡其所能的進行了實地考察,并且詢問了專業人士(律師)。受金融創新的大環境影響,不具備金融知識的多數人都難以在主觀上“明知”行為的違法性,因此,提出“違法性認識不足”的抗辯理由。

4.“普通工作人員”的身份界定難

在單位涉嫌非法集資行為時,有些被告人以“普通工作人員”的身份主張無罪,提供的理由是:(1)無法控制和使用吸收的存款,沒有任何人事決定權、資金使用權,所有的行為全部都是聽從總公司安排。(2)其收入也僅僅符合其職務的薪酬市場行情,并沒有從中獲利。在組織較為嚴密的涉案單位中,除了主犯之外,這些類似于“企業執行層(中層)”的人員占有一定比例。如何有效打擊犯罪,又不擴大打擊面是一大難點。

(二)此罪與彼罪的辨析難

1.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集資詐騙的辨析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集資詐騙的主要區分在于主觀上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大部分被告人可能會承認非法吸收存款的行為,但是都會辯解自己并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從司法解釋來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主要是通過客觀行為來推定的,其最主要的判斷標準就是行為人所吸收資金的用途和去向。但是,非法占有作為主觀性構成要件,依然有復雜的模糊部分:

1)非法占有的起算時間難以確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第四條規定[14],可以理解為:犯罪嫌疑人在初始階段僅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故意,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后期由于各種原因,具有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后續的行為可以認定為集資詐騙罪。從客觀方面看,先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是一致的,但對后一部分何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時間點較難把握。

2)“攜帶集資款逃匿”與“外出籌集款項”的區別

實踐中,針對“攜帶集資逃匿”的指控,被告人往往會以“離開本地,外出籌集款項”作辯解。在審理中,客觀方面有離開的行為,但是卻無法核實其主要目的究竟是逃匿還是籌款,導致非法占有目的認定難。

2.集資詐騙與組織、領導傳銷罪的辨析

傳銷的典型特征是具備一定順序的層級和人數,需要交納“入門費”以獲得資格。傳銷和集資詐騙罪同樣具有欺詐性。在實踐中,有大量的集資行為發展了一定的層級,也達到了組織、領導傳銷入罪的人數。從外觀上,二者難以區分。

二者主要的區分在于,是否交納入門費及獲利行為方式不同。(1)在傳銷組織中,被害人只需要交納一次“入門費”即可,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傳銷活動的目的就是誘騙盡可能多的參加者加入傳銷組織,以騙取參加者繳納的錢財。而在一些非法集資活動,有大量的投資人多次重復投資,有的是一人多次投資,有的是幾個人共用一個賬戶投資,并沒有明顯的“獲得加入資格”的特征。(2)計酬和返利依據。傳銷組織的計酬方式是“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的依據”,主要是騙取更多的“入門費”,各層級人員獲得利益的大小取決于發展人數的多少決定。而非法集資雖然也有發展人員的獎勵,但是并非以此為主要的計酬手段。其返利依據是提前約定的“高額利息”、“分紅”,并不以人員數量為主。有些被害人只是單純投資并不發展人員加入,也一樣可以獲得投資返利。

(三)其它事實認定的難點

1.P2P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認定難

P2P是出借人通過網絡平臺向陌生人出借自己的資金。早在20131125日,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上,央行就提出了“P2P平臺本身不得提供擔保,不得歸集資金搞資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更不能實施集資詐騙”。歸集資金搭建資金池或者“自容自用”是P2P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證明重點,由于其涉及互聯網加金融,導致專業性提升,證明難度加強。

1)設立資金池,擁有期限錯配風險。實際運作中,大量P2P平臺在提供信息撮合的同時,介入信貸資金運作,出現本金擔保、搭建資金池、期限錯配等現象。究其實質,大量P2P的平臺服務已經不再是投資人和借款人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而是由平臺完全控制了用戶的投資對象、收益、時間、方式等,實際上已形成投資人將資金交付平臺完全支配,并獲取利益的局面,這種設立資金池的行為已涉嫌非法集資。

2)變相自融,有非法占有之嫌。如前所述,不法P2P平臺在募集大量資金后,并不用于“信息撮合”以實現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而是“自融自用”,或者將款項用于其他關聯公司經營,其行為已涉嫌非法集資。但是,非法吸收的存款是用于正常經營(撮合雙方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還是用于其他項目,二者之間的辨析困難。

2.涉案金額的認定難

涉案數額的計算不僅關系到定罪量刑,更重要的是對后期退賠工作有著重大影響。非法集資行為中,投資人的獲利方式多樣,被告人的金額計算方式復雜,涉及人員眾多。當前的司法解釋沒有做細化規定,僅僅確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以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集資詐騙的數額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具體的計算標準和方法并沒有規定,其中關于重復投資數額、“利息”、“分紅”、行為人本人或者其近親屬投入的資金、非法集資單位內部人員相互集資的數額,存在不同理解。(見表7

7:部門及各地指導意見匯總表

 

(四)涉案財產處理難

受害人要求挽回損失的訴求強烈。集資參與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贓款追繳和損失賠償問題。但很多案件在案發時,錢財已被揮霍、虧損或者轉移,導致法院最終處置贓款贓物、不法所得財產財物時,發現只有少部分或者無財產可以返還受害人。

在處理涉案財產中存在的疑難問題主要包括:1.涉案財物在外地,當地公安司法機關很難同意移送處理;有些被告人活動區域廣,可能在其他地區也被起訴至法院,財產亦被查封,但是相關法院并不同意移送外地涉案財物,導致法院無法對該涉案財產進行處理。2.易毀損、滅失財產處置程序并沒有明確的啟動主體和程序。對于必然隨著時間流逝而貶值的財物應該明確由相應部門處置,以保證涉案財物的價值,進而保障后期退賠工作。

 

四、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風險防控體系

將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風險納入審判工作中來理解,可以進一步概括為:金融風險、審判風險與社會風險。由于金融秩序紊亂引發的金融風險,需要在侵犯了不特定公眾財產權益且具有達到入罪標準的社會危害性時,由刑事進行規制,這就涉及罪與非罪的問題。通過對法益侵害原理、經濟刑法中“容錯糾錯機制”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再結合法律、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最終確定入罪范圍。在此罪與彼罪,此要件與彼要件之間的辨析,需要總結優秀的審判經驗,以明確司法辦案標準,防范審判風險,從而,避免由于裁判不公,程序不明,說理不清而導致的社會風險,如上訪、聚眾事件等。應對社會風險,不僅需要明確處理手段,更重要的是防控,與法院工作相關的風險防控,要從源頭做起,建立風險分級處理機制,同時做好集資參與人最關心的財產處置工作,保護投資人合法權利,以構建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整體風險防控體系。

(一)進一步區分非法集資罪與非罪的界限,防范金融風險

1.擾亂金融秩序法益侵害的原理解釋

擾亂金融秩序這一項標準并不容易衡量,在司法實踐中不具有較強的操作性,給部分變相非法集資行為的認定帶來很多不便。實踐中犯罪的具體認定方式也在向入罪方向傾斜。

“根據《商業銀行法》和《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對非法間接融資行為的規定,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禁止主要是為了防止法定金融機構外的資本和貨幣運營而影響銀行信貸的經營秩序,避免間接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破壞社會的合理資源配置,擾亂整個金融秩序?!?a name="_ftnref15"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ftn15;" >[15]另一方面,國家為了保證金融市場的健康運轉,維護金融秩序穩定,會對金融機構的資質進行審核,其中包括從業資格、儲備金準備情況等內容,審核通過后,賦予“金融節點”的資格進行運營,以保證投資人的財產安全。進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單位是“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法批準”的,沒有從業資格、沒有儲備金等資質的虛假“金融節點”,不僅擾亂了經營秩序,在資金鏈斷裂后,更容易引發擠兌狂潮,導致個體投資人的財產權受損。例如,部分不法的P2P平臺就很鮮明的展現這一法益的侵害性。P2P本身并不具備傳統金融機構的期限錯配風險控制和投資收益能力,一旦出現重大運營風險,必然“暴雷”,引發金融風險。也因此,“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法批準”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不法性的核心特征。

2.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回首我國關于經濟犯罪的刑法規制,改革開放之初對經濟犯罪主張嚴懲,強調對經濟犯罪的司法懲治要從快、從嚴、從重。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后,才普遍認識到經濟活動的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限之間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如果界限過死,那么可能造成遏制經濟違法犯罪活動的同時,也遏制了商品經濟活動積極性,如果界限過寬,那么在刺激商品經濟參與者積極性的同時,必將刺激違法犯罪活動從而損害國民經濟?!虼?,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刑法的議題一直是‘容錯糾錯機制’”[16]。在當前金融創新的號召下,必然有些新型的金融運營模式,刑事審判工作可以在“容錯糾錯機制”理念的指導中給予金融創新一定的空間,當經濟創新活動真正造成金融風險,侵害了不特定公眾的財產權益,具備社會危害性時,再予以糾正。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在《寬嚴相濟在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貫徹》中明確強調“以非法集資案件為例說明如下:一是要準確界定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商業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經社會公開宣傳,在單位職工或者親友內部針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的,一般可以不作為非法集資。二是要準確把握非法集資罪與非罪的界限。資金主要用于生產經營及相關活動,行為人有還款意愿,能夠及時清退集資款項,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此外,對于‘邊緣案’、‘踩線案’、罪與非罪界限一時難以劃清的案件,要從有利于促進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保障員工生計、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依法妥善處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則上不按犯罪處理?!?a name="_ftnref17"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ftn17;" >[17]。時至今日,我們在涉眾型經濟犯罪審判工作中,依然要貫徹寬嚴相濟的政策,要將依法辦案和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相結合。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時期,更要防止把經濟糾紛案件當做犯罪處理,防止擴大刑事犯罪打擊面。

面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難,要依法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針對不具有社會性、公開性,集資用于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行為,避免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第三條明確表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還有其他地區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予以佐證。[18]

對于單位犯罪中以“普通工作人員”作為抗辯的,綜合考慮其在單位中作用,參加工作時間長短,工資,集資數額情況來判斷,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工作的底層業務人員,謹慎入罪。

(二)明確司法辦案標準,防范審判風險

1.社會性、公開性的認定重難點

在司法實踐中,公開性與社會性的證明互為表里。能夠證明公開性,就意味著對象的不特定和廣泛性,而對象的不特定和廣泛性是社會性最核心的特征。因此,二者的證明步驟是一致的。

1)對象的廣泛性、對象的不特定性。社會性審查重點在于集資行為的社會輻射力。對象的特定既要求集資人主觀意圖特定,又要求客觀具體實施行為是可控的。反之,如果集資人所實施行為的輻射面連集資人自己都難以預料、控制,或者在蔓延至社會后聽之任之,不設法加以阻止的,就應當認定為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進行非法集資。

2)口口相傳的方式具備公開性、社會性??诳谙鄠魍瑯泳邆渖鐣椛淞?。本質上,集資人無法控制“口口相傳”這一形式的傳播覆蓋面,輻射力會根據每一個節點的傳播者其自身的親友關系網絡不斷擴散,輻射方向不特定??陀^方面,集資人難以“預料”輻射力最后到達的傳播端點,也難以“控制”輻射面,主觀方面,對“蔓延”聽之任之,最終,造成對象的不特定性。因此,應當認定“口口相傳”是對社會不特定對象進行宣傳。

2.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中“犯罪故意”的認定

針對“違法性認識不足”進行抗辯,主要是從主觀上討論“明知”與否。目前各地區的司法解釋,都是以“推定”的形式來確定主觀故意。原則上認定故意并不要以“明知”法律的禁止性規定為要件,分析《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印發<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高檢會【20192號),《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訴【201714號),《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辦理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指導》(滬高法[2018]360號),[19]總結出主觀故意認定可以從以下兩點出發:

1)從業身份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職情況、職業經歷、專業背景、培訓經歷。特別是具備一定涉金融活動相關從業經歷、專業背景或在犯罪活動中擔任一定管理職務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知曉相關金融法律管理規定,應當推定其“明知”。

2)懲處經歷推定:本人因同類行為受到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追究,或者曾在其他公司從事非法集資活動被查處或取締,之后又從事相同業務的,具備上述兩種情況之一的,可以結合其本人供述對其主觀犯罪故意進行認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訴【201714號)還特別強調了對于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賴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相關意見而陷入錯誤認識的辯解,如果上述辯解確有證據證明,不應作為犯罪處理,但對于犯罪嫌疑人提出因信賴專家學者、律師等專業人士、主流新聞媒體宣傳或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工作人員的個人意見而陷入錯誤認識的辯解,不能作為犯罪嫌疑人判斷自身行為合法性的根據和排除主觀故意的理由。

3.對集資詐騙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時,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僅憑行為人自己的供述進行認定,而應當結合主客觀證據綜合判斷。證明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重點審查以下幾個方面:集資詐騙整體行為模式是否具有欺詐性;資金使用方向;是否具備歸還能力;以及其他可以證明涉及欺詐等方面,例如,虛構融資項目進行宣傳、隱瞞資金實際用途、隱匿銷毀賬簿。

轉變非法占有目的的起算時間,可以結合犯罪嫌疑人當時資金去向和經營情況來定,具體可以考慮以下兩種方式:一在發生經營失敗、資金鏈斷裂等問題后,明知沒有歸還能力仍然繼續吸收公眾存款的。二是資金用于揮霍。

“攜帶集資款逃匿”與“外出籌集款項”的區別認定。二者的區別需要結合項目真實性、資金去向、歸還能力、還款記錄以及被告人外出期間的通訊情況綜合判斷。重點考察其在外地是否保持通訊順暢。

4.對數額的認定

X法院的審判實踐中,杜絕了“唯數額論”的狹隘觀念。結合罪名的特征,以罪名進行分類處理,將對兩個罪名侵犯法益的實質性差別細化到數額具體認定方法上。具體來說,就是沒有從重復投資數額、“利息”、“分紅”、行為人本人或者其近親屬投入的資金、非法集資單位內部人員相互集資數額本身性質的角度考慮納入與否,而是站在法益保護的角度,落實計算標準。

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計算金額一律計入,以適用“以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的原則性規定。對于集資詐騙罪的,一律不計入??紤]到集資詐騙罪名侵犯的法益不僅包括擾亂國家金融管理,還包括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權。因此,對于可能重復計算的數額,或因為犯罪行為獲益的“利息”、“分紅”一律不納入,只計算投資人投入的本金。以滿足“侵害他人財產權”的法益。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關于行為人近親屬投入的資金,根據X法院過往判決顯示,X法院完全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第一條,第二款進行分情況處理:(1)未向社會公開宣傳的,不計入。(2)以向社會公開宣傳方式非法集資的,其中含親友資金的,計入。

5.資金池和變相自融的認定重難點

對“變相自融”的證明:此類模式中從出借人處吸收的資金并沒有借給第三人,而是由平臺自己支配。審查此類行為,重點在于揭示編造融資項目吸收公眾資金并自行支配使用的過程,查詢資金的流傳過程和資金的其他用途。

對“資金池”的證明:資金池一般是指在金融活動中用于頭寸管理的資金調配模式,這一犯罪模式表現形式更為復雜,其中,資金的歸集過程和資金池內資金的控制使用過程是證明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否的重點,審查證據主要應圍繞這兩個環節進行。

1)資金歸集過程。歸集投資人資金是設立資金池的前提。核心在于通過實際控制投資人在平臺開設的虛擬賬戶進行資金歸集。

2)控制使用資金過程。[20]“爆雷”的網貸平臺均通過設立資金池對投資人資金進行統一調配使用,平臺上借款人的借款來源并非與借貸關系相對應,而是來自于資金池。因此,證明控制使用資金過程,實際上就是證明是否存在上述資金流轉無法一一對應的情形即可。

(三)建立風險分級處理機制,防范社會風險

1.建立風險分級處理

涉眾型經濟犯罪類案件的投資人之間往往聯絡緊密,尤其是借助網絡聯系以后,一旦爆發很容易引起聚眾事件。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審判工作還必須考慮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有效化解矛盾,建議建立以風險評估為重點的防范機制。一是事前甄別、預防。應該在立案階段就進行風險評估,整體審核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敏感程度,按照不同的程度選擇應對措施。二是事中分級處置,隨著重大敏感因素的升級,要及時調整應對措施,完善風險預警機制。同時,結合審判程序性工作,及時準確的公開審判信息,耐心做好前來詢問的投資人的安撫工作,消除對抗情緒,主動發布新聞信息,完善網絡輿情應對機制,全力穩控風險。三是建立健全聯動協作機制。對于重大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建議由市一級黨委政法委牽頭,建立由公、檢、法等政法各單位,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和黨委宣傳、信訪、維穩等部門及屬地政府組成的專責處置領導小組,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共同面對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群體性事件帶來的風險。

2.做好財產處置工作

財產處置工作是集資參與人最關心的問題,一旦處置不力,將會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隱患,給法院造成很大的維穩壓力。因此,對涉案財產的處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補充完善:一是明確追繳主體和聯合處置程序。在財產處置層面,公檢法三機關形成統一、有力的聯合處置程序,法院與其他地區的法院也要實現信息共享,建立健全跨地區的協作追贓工作機制。由不同法院審理的,原則上在涉案法院共同上級法院指導協調下統一處置財物,避免扯皮。二是對于易毀損、滅失的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的養護成本較高或易貶值的涉案財物,可以在獲得權利人書面同意的基礎上,訴訟終結前依照有關規定變賣、拍賣。所得價款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予以保管,待訴訟終結后一并處置。 三是做好前期的申報登記工作。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要在黨委政法委領導下建立案件會商機制,提前在偵查、起訴階段研判將來涉案財產處置工作可能面臨的問題,尤其是要爭取將集資參與人信息登記、申報工作在偵查、起訴階段完成,以便于在申報登記基礎上對集資參與人投資、返利和損失情況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獲利等情況進行審計,從而為法院審理階段統一處置涉案財物打好基礎。 

3.保護投資人合法權利

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審判過程中要強調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避免矛盾激化,同時保護好集資參與人應有的合法權利也是審判工作的應有之義。

暢通受害人訴求渠道。受害人對有關自身財產處置的問題有知情權,在未定罪之前,應該讓受害人的訴求得到充分的表達,并且可以從這些表達中尋找到證據線索,獲得新的證據,便于認定事實。

及時公開審判進程、涉案資產處置情況等方式。依法保障集資參與人損失返還請求權等合法權利。集資參與人可以推選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推選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視案件情況決定集資參與人代表人參加或者旁聽庭審。

關于遺漏集資參與人及請求追加起訴的處理。對非法集資類不斷加入新的集資參與人的問題,上海地區做出了創新的保障措施:需要追加起訴的,應當在一審開庭前追加,在一審庭審后需要加入的,先由法院將證據材料移交到檢察機關進行審核,在檢、法辦案人員審核后,可以參與涉案資產分配。[21]這樣可以有效避免一審判決后因遺漏同種罪行而被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的情形,提高案件處理效率和加快追贓挽損的工作進度。

 

 

“審判工作與審判風險防控工作一把抓”的“救火式”應急處置方式,已不能適應涉眾型經濟犯罪長期潛伏、一觸即發的風險防控需要。在建立法治化營商環境大背景之下,建立涉眾型經濟犯罪風險防控體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院既要獨立行使審判權,嚴格把握罪與非罪,準確定罪量刑,有效維護金融秩序;也要依法保障投資人合法權益,搭建信息公開平臺,合力化解社會矛盾。我們堅信,一個“定得準”“罰得當”“控得穩”“防得了”的涉眾型經濟犯罪風險防控體系將得以重視并建立。

 

 

 



[1]公安部于20061123日召開涉眾型經濟犯罪專題新聞發布會,對涉眾型經濟犯罪進行了明確界定:指涉及眾多的受害人,特別是受害群體不特定的經濟犯罪。具體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傳銷等。201711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八條規定,“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是指基于同一法律事實、利益受損人數眾多、可能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經濟犯罪案件,包括但不限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擅自設立金融機構,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等犯罪。鑒于X法院司法實踐中暫未受理過擅自設立金融機構,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等案件,課題組統計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傳銷三類罪名作為統計數據基礎。

[2]1件為申訴申請再審案件外,其他120件均為一審案件。

[3]2018)粵0402刑初1684號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一案,涉案下線會員達到1099028人。

[4]其中(2016)粵0402刑初788號、(2016)粵0402刑初1140號兩案涉及HK26713個,涉案金額均在56億元以上。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規定,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實施符合本意見第一條規定的非法放貸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但單次非法放貸行為實際年利率未超過36%的,定罪量刑時不得計入:……”

[6]2018)粵0402刑初867號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7]2018)粵0402刑初570號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8] 2014)珠香法刑初字第2087號案(集資詐騙)、(2013)珠香法刑初字第805號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9]同期X法院刑事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為51天。

[10]2014)珠香法刑初字第748號、(2015)珠香法刑初字第2432號、(2015)珠香法刑初字第2343號、(2016)粵0402刑初241號、(2018)粵0402刑初333號。

 

[11] 2016)粵0402刑初297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12] 2015)珠香法刑初字第474號案。

[13]荊龍:《廓清“后真相”是法治傳播的首要功能》,《人民法院報》2019614。

[14]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span>

[15] 淼:《邏輯進路下非法集資犯罪的立法梳理與檢視》,《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59月。

[16]孫國祥:《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犯罪基礎理論述評》,《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17]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在《寬嚴相濟在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貫徹》明確強調對于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經濟違法行為,應當根據《意見》第4條規定的審時度勢原則、第5條規定的兩個效果相統一原則以及第14條、第23條規定的從寬要求,審慎分析判斷其社會危害性,從有利于保障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依法準確定罪量刑。以非法集資案件為例說明如下:一是要準確界定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商業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經社會公開宣傳,在單位職工或者親友內部針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的,一般可以不作為非法集資。二是要準確把握非法集資罪與非罪的界限。資金主要用于生產經營及相關活動,行為人有還款意愿,能夠及時清退集資款項,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此外,對于“邊緣案”、“踩線案”、罪與非罪界限一時難以劃清的案件,要從有利于促進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保障員工生計、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依法妥善處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則上不按犯罪處理。特別對于涉及企業、公司法定代表人、技術人員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實施的輕微違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處理。

[18]《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江西省公安廳、江西省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領導小 組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正文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檢 察院、江西省公安廳、江西省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 領導小組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 》:3、不作為犯罪處理的情形。對行為人按生產經菅規模所需吸收資金,并主要用于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 ,因經營虧損或生產經營困難未能及時清退本息引發糾紛,其資產足以還本付息,情節顯著輕微的,一般不作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處理,司法機關可提請當地政府召開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研究。處非辦根據領導小組會議部署,協調相關部門綜合運用民事、行政手段,及時督促行為清退所吸收資金。

《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泰安市人民檢察院、泰安市公安局關于依法打擊和處理非法集資犯罪的通告》:六、非法集資案件中的集資行為人、代理人,自本通告發布之日起,凡積極配合調查,主動全部清退所吸收資金或退回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及時消除社會影響的,可以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辦理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指導》:對于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積極挽回集資參與人財產損失且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一般參與者,可以不予移送審查起訴或不起訴。

 

[19] 見附件一。

[20] 網貸平臺“爆雷”的原因,源自于資金鏈斷裂造成平臺兌付危機。假設網貸平臺從事P2P信息中介業務,借款人與投資人(出借人)之間屬于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借貸關系,相互之間的資金流轉也一一對應,借款人的違約風險就只會影響到其對應的投資人,風險不會波及平臺上其他投資人,也就不會發生兌付危機爆雷。但事與愿違,爆雷網貸平臺均通過設立資金池對投資人資金進行統一調配使用,平臺上借款人的借款來源并非與借貸關系相對應,而是來自于資金池。投資人取得的本息也并非來自于其合同上對應的借款人,也來自于資金池。因此,一個借款人的違約風險就會傳導至所有投資人,當風險持續積累時就會出現“爆雷”,其本質與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無異?!惤鹦?、胡圖:《新型非法集資犯罪案件如何證明》原文載于《人民檢察》2019年第14期詳見http://toutiao.manqian.cn/wz_5bMSJ7hiGxJ.html。

[21]《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辦理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指導》第十條:關于遺漏集資參與人及請求追加起訴的處理 在非法集資犯罪案件中,因人數眾多而遺漏集資參與人、需要追加起訴的,一般應當安排在一審開庭審理前依法進行。一審庭審后,被遺漏的集資參與人直接向法院主張權利的,法院應當將相關證據材料移交檢察機關先行審核,在檢法辦案人員審核確認以后,可以參與涉案資產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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