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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討
主動抑或審慎:庭審網絡直播公開的限度與維度——基于我國法院庭審視頻直播數據的實證研究(張夢穎)

 

美國學者馬丁·戈爾丁曾在《法律哲學》中說道:“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被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蓖従W絡直播[1]作為司法公開需求和現代科技發展相結合的產物,在網絡上全方位展示庭審過程,這對于督促法官審慎地行使司法權,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現庭審實質化有著重要意義。截至201889日,“中國庭審公開網”直播庭審已超過127萬場,總訪問量接近87億次。然而,愈演愈烈的庭審網絡直播熱潮衍生了隱私權保護、直播流程不規范等問題。有的法院把“每庭必錄,每日必播”作為庭審網絡直播的基本原則,過于強調直播數量,忽視當事人在直播過程中的權利保障,容易使庭審網絡直播異化成行政化色彩相當濃烈的“劇場”。在司法體制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大環境下,法院該如何運用庭審網絡直播充分發揮其最大效應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 實證考察:我國庭審網絡直播的現狀管窺

截至2018516日,全國3522家法院已完成與“中國庭審公開網”的對接。我國法院庭審網絡直播現狀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法官、律師以及社會公眾等不同群體對庭審網絡直播的態度不一。筆者通過問卷星、電話訪問等方式,對所在地區160名調查對象進行相關針對性問卷調查[2]。有61.3%的調查對象認為庭審網絡直播讓法官等司法工作人員做好更加充分的庭審準備,有利于促進司法公開,實現程序正義和監督司法公正。42%的調查對象認為庭審直播能夠起到普法宣傳教育的作用。而56.3%的調查對象表示如果作為案件當事人并不愿意選擇庭審直播,害怕個人隱私在網上傳播,其中高達75%的當事人明確拒絕庭審直播。38.7%的調查對象會認為庭審直播作秀成分大,法庭辯論簡單,普法宣傳作用不大。46.7%的法官認為庭審直播會分散注意力,讓他們感到緊張并擔心表現不佳。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法官不希望公開的理由,因為直播需要考驗法官對庭審駕馭的能力。而65%律師支持庭審直播,他們認為直播時法官對待律師的態度更為友善,有利于保障辯護權,開展更加有效的辯護??梢?,大多數人是支持庭審直播的,但仍有相當高比例的群體包括法官自身對庭審直播持保守、消極的態度,庭審直播所體現的價值并非立竿見影。

二是各地法院庭審網絡直播發展不平衡,差距顯著。筆者發現,全國各地庭審直播案件數量差距十分明顯,一些省份對于庭審直播制度落實得特別突出。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分別是江蘇、浙江、安徽、云南、河南和廣東,其中江蘇省以二十多萬場直播案件數遙遙領先,遠遠高于其他省份(見圖表一)。地區之間發展不大平衡,相比而言,沿海東部地區庭審直播案件數量高于中西部地區。[3]而即使是在同一省份之間的法院直播案件數也相距甚遠,如廣東省內除了廣州、深圳法院的直播數量較為突出以外,其他地區法院直播數量并不多,甚至還有法院沒有直播過案件(見圖表二)。[4]

三是庭審網絡直播案件類型多樣,社會公眾觀看案件類型比較集中。截止2018820日,“中國庭審公開網”將最熱門案件分類如下(見圖表三):

庭審網絡直播案件涵蓋了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執行案件。其中,民事案件直播數量占比最高,刑事案件次之,行政案件較少,只有個別執行異議案件進行直播。2018年上半年直播案件點擊播放量多集中在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的大案如侵害財產類、貪污受賄類的刑事案件以及民間借貸、買賣合同、勞動爭議、物業服務合同等涉及民生的民事案件[5]。廣東省2017年庭審直播工作情況通報觀看量排名前二十的案件類型中有12件刑事案件、8件民事案件,其中點擊量前三名均是廣州中院審理的關于集資詐騙罪,販賣、運輸毒品罪、非法持有槍支、毒藥彈藥罪、尋釁滋事罪,受賄罪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重大案件類型。這進一步說明社會公眾觀看直播案件類型較為集中,傾向于關注社會影響面廣、涉民生和社會安定的典型案件。

四是庭審網絡直播質量參差不齊,難以發揮司法公開效應。

直播形式上,大多數案件處于“短播”狀態。筆者隨機選取了210個直播案件來統計[6],有115個案件直播時間在20分鐘內,64個案件直播時間在20分鐘至1個小時內,22個案件直播時間在12個小時內,9個案件直播時間在2個小時以上。其中直播時間在20分鐘以內的案件大多是案情簡單無爭議甚至是缺席審判的案件,有49個案件直播時間竟在10分鐘以內。

直播內容上,直播案件存在庭審秩序不規范問題,容易引起公眾反感。有的庭審直播過程不連貫,甚至只是宣讀完法庭紀律就結束了直播,有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部分只是簡單走過場,基本無質證、抗辯環節。庭審過程還存在審判人員、書記員等法院干警著裝不整齊,部分審判人員、法警因不明原因擅自離席,人民陪審員接打電話的現象。也有一小部分審判人員、書記員、法警等有撓頭、玩手指等不文明動作影響了法庭的莊重與威嚴。

直播意義上,直播案件案情大多簡單乏味,觀眾點擊量只有兩位數甚至個位數,公眾關注度并不高。直播案件一般只展現庭審過程,幾乎看不到當庭宣判環節,觀眾無法第一時間知悉最終審理結果,司法公開效應被大大地削弱。反觀庭審公開網中點擊播放量排行前列的熱點案件,案情大多具有典型示范性,點擊量均在百萬以上。還有法院創新形式聯合新聞媒體開展手機視頻直播執行工作、司法委托搖珠現場等,受到社會外界的肯定和支持。[7]

二、問題檢視:我國庭審網絡直播制度的困境

(一)理念桎梏:庭審網絡直播司法行政主導色彩濃烈

如果庭審網絡直播僅僅取決于上級與領導的意愿,僅僅是作為一項政績考核,那并不能真正成為衡量司法公開的指標,只是一種在法院主導下的新“形式主義”。[8]實踐證明,司法行政化在庭審直播制度運行上有著很深刻的體現,譬如直播案件數量與業務部門和法官“績效考核”掛鉤、直播案件“一案一審批制”的科層式司法管理模式,致使庭審直播內在動力驅動不足。

許多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對庭審直播只是停留在被動完成上級法院布置直播任務的層面上,為追求數量而直播,扭曲了庭審直播的重要價值。加之少數法官對庭審直播不理解、不配合,擔心直播出現差錯需要承擔不必要的審判風險,所以直播案件往往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結果。法院傾向于選擇那些案情較為簡單明了,在法律和道德的層面不會引發社會輿論過多爭議的案件來湊指標、頂任務,便于控制法庭秩序,使得絕大多數直播案件呈現類型單一不容易出錯、案情乏味無爭議、直播時間偏短等特點。司法行政主導下的庭審直播也就不可避免產生司法恣意與專橫,其初衷則常常被忽略了,最后出現在公眾視野里的直播案件有多少真正地能夠兼具公開監督與普法教育的功能值得商榷。[9]

(二)權利較量:公眾知情權與訴訟當事人隱私權的博弈   

庭審網絡直播最讓人詬病的是公眾的知情權與訴訟當事人隱私權存在沖突與博弈。它使法院面臨著兩難境地:為實現司法公開而選擇庭審直播將當事人的個人私事與信息傳播在網絡上抑或是為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而限制或取消庭審網絡直播。上述調查結果也說明了外界對庭審網絡直播可能會侵犯個人隱私有著同樣的顧慮。

司法公開是國際規則中公開審判權的要求,也是公民知情權的要求,掌握大量司法信息的法院理應最大程度保障和實現公民對司法運作知情權。[10]而隱私權作為一項具體人格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已被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明確規定,是包括國家、政府在內的所有社會主體必須予以尊重的,這又意味著法院作為公權力機關,不僅不能非法侵害公民隱私權,而且應當采取積極措施保障公民隱私權的實現。[11]若法院為滿足公眾對司法權運作的知情權而選擇把案件的庭審過程向社會毫無保留全盤公開時,無疑會產生將當事人、被害人、證人等訴訟參與人的隱私暴露于公眾視野的風險。這樣一來,沒有經過技術處理的涉案信息將在全社會流傳、發酵,加上網絡人肉搜索的推波助瀾,洶涌的網絡輿論將對訴訟參與人及其家屬產生極大的影響,使其難以承受負面極端的輿論壓力,不利于被告人重新回歸社會和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也會給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梢?,法院在庭審網絡直播實際操作中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公眾知情權和訴訟當事人隱私權之間處于失衡狀態,容易引發輿情危機。

(三)法律缺位:相關規定已不適應庭審網絡直播的發展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制定的《關于人民法院直播錄播庭審活動的規定》對網絡視頻直播有所規范,但全文只有 9 條,只是概括性地規定直播原則、直播主體、直播方式和直播案件的選擇權歸于法院,簡單界定直播案件范圍和“一案一審核”制度,沒有涉及相關主體異議和救濟程序等。條文規定過于簡單寬泛、司法實務中可操作性差,根本無法適應我國庭審網絡直播制度日漸發展的內在需求。

缺乏全國統一具體實施規范的結果則進一步加劇了各地法院庭審網絡直播發展的不平衡。直播工作較為突出的法院會制定相關規程,如河南省高院和上海高院分別制定《關于全省法院庭審網絡視頻直播實施細則》和庭審直播三部曲[12]對庭審直播作出十分詳細具體的規定,打破以往轄區法院庭審直播“各自為政”的壁壘,共同有序開展庭審直播工作,又如廣州市兩級法院的直播數量之所以在省內排名第一,皆因廣州中院2014年、2017年相繼出臺相關規程,把兩級法院庭審網絡直播工作納入年度績效考核。

(四)管理欠缺:庭審網絡直播管理隊伍、技術有待加強

庭審網絡直播的發展高度依賴相關人員和設備的保障。我國絕大多數法院并沒有建立庭審網絡直播的專門隊伍,分工較為簡單混亂。人工操作失誤導致案件信息預告信息錯誤、庭審畫面無法顯示、直播靜音等狀況時常發生。此外,直播技術也不夠專業。抽樣觀看的庭審直播視頻里,不少直播畫面處于無法播放的狀態,播放不流暢、直播聲音小和影像不清晰等情況時有發生,訴訟當事人開關門、拉扯桌椅、小聲議論現象未被完全禁止或消除。直播畫面一般有4個以上固定攝像鏡頭對審判席、原告(公訴人)、被告(辯護人)、全景等進行拍攝,但在播放中不能自主切換鏡頭畫面,多個畫面同時出現在一個屏幕上,畫面顯示小略顯凌亂。這些因素均大大影響了直播的質量和觀看效果。

三、他山之石:比較法視野中的庭審網絡直播模式

縱觀國際社會,庭審是否可以直播,如何直播是一個重要命題。筆者對域外相關制度進行了梳理分類,發現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模式(見圖表四):

(一)明確禁止模式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53條“禁止庭審拍照和直播”是關于庭審直播的主要法律規定,其規定到“除了法律另有規定外,禁止在訴訟過程中拍照或直播”,很多法官以此作為禁止庭審直播的依據。[13]盡管聯邦法院嘗試過庭審直播試驗項目,但沒有實質性改變。[14]《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169 條明確規定“在法庭上進行的程序,包括宣布判決和判令,都是公開的。無線電和電視傳送以及后來傳播其內容用的錄音和拍片,均不允許”,不允許對法院審理過程進行直播。[15]香港地區只要是公開聆訊的案件,均允許公民包括媒體記者旁聽,但禁止在法庭內拍照、錄音和錄像,也不可上互聯網發微博。[16]

(二)開放加例外模式

美國各州情況相對比較開放,有19 個州允許庭審直播,主審法官有自由裁量權; 16 個州規定重要案件不得進行庭審直播,證人反對時不得庭審直播; 15 個州僅允許上訴法院進行庭審直播,或者對庭審直播規定各種限制條件。各州均以成文法或司法規則的形式對庭審直播進行了規定,但有所差異。[17] 

(三)禁止加例外模式

英國最初禁止任何形式的庭審直播,但自2010年開始允許記者和普通民眾進行庭審微博直播,[18]2013年出臺上訴法庭(錄制和播出)令,允許攝像機進入上訴法院,但強調不能拍攝被告、被害人、證人和未成年人,現在的庭審公開錄像也多集中在宣判階段,而非對全部庭審過程的展現。日本雖然賦予媒體法庭庭審直播報道的自由,但未經法院許可,不得在公審庭上拍照、錄音、播音,禁止拍攝被告人,也不得對特定當事人鏡頭特寫,由具體個案中的審判組織批準能否進行庭審直播,強調法官決定的自主性。[19]臺灣地區雖有審判公開的規定,但卻沒有法院記錄向大眾公開的傳統。2015年頒布的《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雖對法庭錄音錄影作出了具體操作規范,但未能突破法庭錄音錄影僅對訴訟相關當事人公開的限制。[20]

一言蔽之,域外對庭審網絡直播的態度相對比較謹慎和保守,但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如多數法院對于是否進行庭審直播,是由案件主審法官來判斷決定,也會適當考慮當事人的庭審直播意愿,庭審直播時禁止對被告人、受害人、證人等特定當事人鏡頭特寫。

四、限度與維度:重塑庭審網絡直播的適用路徑

(一)庭審網絡直播的應有之義

我國對庭審網絡直播的包容性與寬限性一直走在世界的前端。庭審網絡直播源于司法公開,又加深了司法公開的深度和廣度,作為一項正在不斷發展完善的制度,其作用不可低估。法院依托“互聯網+”技術通過庭審直播對外展現法庭審理過程,能讓公眾清晰地看到庭審現場了解案件審理流程,見證案件事實證據調查、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進而監督法院及其工作人員的審判工作,有助于推動“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制度改革,也對培養公眾法治意識大有裨益。因此,法院本身應改變對待庭審直播的消極、抵觸態度,讓法官不斷提升庭審駕馭能力和心理素質,學會在社會公眾“聚光燈”輿論監督工作。

但在肯定庭審網絡直播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過于迎合公眾司法需求盲目放開對庭審直播的限制。政府信息公開一般是以公開為準則,保密被視為例外,但審判信息是一種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等諸多信息的混合性信息,公開的程度和內容應當權衡司法規律、公眾需求、當事人訴權、隱私權保護和司法公信等多個因素,作為公開主體的法院應審慎待之。庭審網絡直播是司法公開原則適應社會發展的現代化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我們在積極探索的同時要做到“有節制”的約束,以一種更謹慎的態度逐步推進,厘清直播公開的限度和維度,實現公眾知情權與當事人隱私權之間的平衡和協調。讓庭審網絡直播走向常態化但不宜太過頻繁,多而粗不如少而精,不再成為一種表演或作秀。

(二)庭審網絡直播具體規則的建構

1.直播原則

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原則。選擇公眾關注度高、社會影響大、具有較大宣傳和教育意義的案件進行庭審網絡直播。建立依申請直播的機制,確保社會公眾出于自身需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所需案件進行依申請直播。這樣既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也不會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真正做到以需求為導向。[21]

優先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原則。應在知情權和隱私權之間進行協調平衡。法院決定庭審直播前要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當事人有正當理由提出異議的,應當停止庭審直播。確因案件需要庭審直播的,必須對個人隱私進行技術處理。

直播完整性的原則。直播應反映庭審的真實情況,為確保公眾能全面、充分地知曉庭審信息,除了對不宜公開信息進行針對性的技術處理外,原則上不能對庭審情況進行刪減或者增加,避免選擇性片面直播。

2.直播案件范圍

公開審理的案件并不等于允許庭審直播。同理,盡管我國不公開審理的案件范圍有所限定[22],但也不能科學涵蓋對直播案件的合理限制。為了具有可操作性,可采取“鼓勵+禁止”的立法模式,明確細化鼓勵和絕對禁止庭審直播的案件類型,最高法院還可定期公布直播案件的典型范例供各地法院參考。

1)鼓勵直播的案件

鼓勵對公眾關注度高、社會影響面廣、法治宣傳教育意義大,尤其是涉民生、推進依法行政、提升社會法治觀念等具有代表性案件進行直播。除了庭審過程,還可以直播聽證、執行、調解、宣判等過程。民事、刑事與行政案件直播數量要保持均衡,確保直播案件覆蓋面廣、類型多樣。鼓勵院庭領導帶頭直播,直播有當庭宣判環節的、采用“大陪審制”等案件。

事實上,大多數案件案情簡單、爭議不大,沒必要做到案案都直播??梢愿鶕鱾€法院收案情況靈活科學設定直播案件比例而不明確限定直播案件的具體數量。

2)禁止直播的案件

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是禁止直播的底線,因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不得庭審直播。為貫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凡是涉及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還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等案件禁止庭審直播。涉及社會重大敏感問題或者直播后可能對社會造成較大負面影響、激發矛盾的案件,如容易傳播犯罪、誘導他人犯罪、性犯罪案件以及當事人、檢察機關、被告人、受害人等明確提出不宜進行網絡直播,并有正當理由如可能因為直播而受到打擊報復等權利侵害的案件禁止庭審直播。

3.直播決定權

法院主導下的庭審網絡直播并不是“有選擇性的直播”,根據審判獨立的原則,庭審直播程序是否啟動的決定權應在于法院,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取消直播案件申報、審核制度,把直播決定權下放到合議庭或獨任法官手中,由其獨立判斷案件的直播可行性,業務庭庭長則行使監督權,既避免層層審批的繁瑣手續,也可加強法官的權責意識。對于公眾提出的直播申請,由法院最終決定是否準許,若不準許必須給予書面答復。

4.告知程序和救濟途徑

法院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賦予訴訟參與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權,在進行直播前告知并保障其救濟權利,如借鑒上海高院“司法公開告知書”增設庭審公開提前告知事項的做法。若訴訟參與人認為會嚴重侵害其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可向法院提出異議說明理由,法院認為理由不成立應當給予書面回復,對于有充分理由證明不適宜庭審直播的案件,不得進行庭審直播。當事人在直播前沒有提出異議而在直播之后提出刪掉庭審網絡視頻記錄等請求,法院經過審查認為應當支持的,應在規定的期限內予以刪除。[23]

(三)庭審網絡直播的人員和技術保障

1.人員:庭審網絡直播的人力資源配置

建立庭審網絡直播管理的專業隊伍,由具有法律和互聯網技術雙重知識背景的人員組成,既能為庭審直播提供技術保障,又能準確把握庭審直播中的法律問題。專人負責庭審直播的信息錄入和發布、具體操作、技術維護、新聞宣傳等。實時在線監測庭審過程,注意觀察上傳網絡的畫面和聲音效果,庭審過程出現異常情況或有不宜公開內容的應同步進行特殊處理。及時回應網民提出的疑問避免產生負面輿論。定期評估庭審直播案件的質量和效果。

2.技術:庭審網絡直播的信息化建設

加強庭審網絡直播相關信息化建設。建立完善數字化法庭的升級,提高直播設備的水平。對案件類型、直播時間、具體案件編號等信息分門別類,進行詳細具體的歸納和錄入,方便搜索查詢。庭審畫面可自主切換,保證庭審視頻清晰流暢。將現有成熟的智能語音識別同步轉換文字技術引入庭審提升觀看庭審直播的便利性。在視頻下面添加相關發來文書的網站鏈接方便公眾查詢知悉裁判結果。設置必要的延時手段和應急措施,能夠將庭審畫面中與案情無關的信息、人像等做馬賽克、模糊畫面等必要的技術處理。對涉及證件號碼、銀行賬號、工作單位、住址等個人隱私的信息應當進行屏蔽處理,禁止對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面部進行特寫拍攝,必要時打上馬賽克。

 

無論如何,法律權威應當被強烈的信仰,網絡技術應當被善意的運用,作為二者結合的庭審網絡直播更應當為整個司法文明、司法公正而服務。本文立足司法實踐,通過厘清庭審網絡直播的界限,從具體規則建構、人員和技術管理三個維度為庭審直播的路徑重塑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思路,并起草了《關于人民法院庭審網絡直播活動的規定》,以期能讓庭審直播真正發揮司法公開的功能效應。



[1]庭審網絡直播是指法院在法庭審判的同時通過網絡途徑對庭審過程進行的圖文、音頻、視頻實時播放。本文之所以沒有選取庭審微博直播作為考察的重點,是因為近兩年微博在我國的使用率和受關注率直線下滑,已逐漸被新興網絡社交平臺所取代。但“中國庭審公開網”從建立以來一直是我國法院司法公開的重要平臺,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穩定性,因此本文主要以其研究為主。

[2] 包括45名法官、20名律師、35名人民陪審員、60名社會公眾(40名當事人和20名非當事人)。

[3] 截至2018516日,庭審公開網顯示各省份庭審直播案件數分別是:河北12356件,山西44948件,吉林41587件,江蘇263332件,浙江82439件,安徽70980件,福建28055件,河南48900件,湖北18145件,廣東45539件,廣西39285件,四川14723件,貴州18771件,云南67055件,甘肅30384件,青海18780件等。

[4] 截至2018820日,庭審公開網顯示廣東省庭審直播數量排名前六的轄區分別是廣州、深圳、汕頭、茂名、江門和惠州。全省仍有13個基層法院的直播案件數為零。

[5] 2018820日,庭審公開網“案件觀看量排名”一欄顯示2018年本季度排名前二均是徐州市基層法院審理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播放量在800萬以上,第三至第五是受賄、挪用資金等刑事案件,點擊量在300萬以上。

[6] 因庭審網絡直播案件數量太多,筆者隨機選2018615-17庭審網絡直播案件中的210案件。

[7]中國法院網:《決勝執行難全媒體直播聚焦三明 1500萬網友在線收看》,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8/id/3477234.shtml2018831日訪問。

[8] 參見劉小鵬:《庭審網絡直播與當事人隱私權保護的沖突與平衡》,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67頁。

[9] 參考張悅:《“互聯網+司法”之網絡直播庭審問題實證研究》,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1月,第44卷第6期,第124頁。

([10])  參見高一飛:《國際準則視野下的司法公開》,載《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第100頁。

[11] 參考王利明:《隱私權概念的再界定》,載《法學家》201201期,第108-120頁。

[12]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推進庭審直播工作的暫行規定》《關于建立推進庭審直播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的通知》《關于推進庭審直播工作的實施方案》

[13] 參見王燃:《美國庭審直播制度》,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3月,第232期,第163頁。

[14] 2011 7 18 日起,14 個聯邦地區法院開始為期3年的試點攝像機進法庭的試驗項目,但僅限于民事案件,且必須征得主審法官和當事人同意,對庭審直播附加了很多限制。而實驗后的結論也沒有擴大范圍,而是維持現狀,繼續試點。參見高一飛:《美國庭審直播錄播的歷史發展與改革實驗》,載《法律適用》2012 年第 8 期,第107頁。

[15] 參見劉小鵬:《庭審網絡直播與當事人隱私權保護的沖突與平衡》,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68頁。

[16] 參見蔣惠嶺,龍飛:《香港澳門地區的司法公開制度與啟示》,載《法律適用》2013年第4期,第39、42頁。

[17] Adriana C Cervantes,“Will Twitter Be Following You in the Courtroom? Why eport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Broadcast During Courtroom Proceedings”,Hasting Commun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33,Issue 1( 2010) ,pp133 158.轉引自王燃:《美國庭審直播制度》,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3月,第232期,第164頁。

[18] 參見建林、焦洪昌:《傳媒與司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高一方、祝繼萍:《英國微博庭審直播的興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3期,第74-79頁。

[19] 參見孫長永:《日本刑事訴訟法導論》,重慶大學出版1994 年版,第 220 ;張美齊:《我國刑事案件庭審直播法律規制研究》,華東政法大學2016年法律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第15。

[20] 參見蔣麗華:《我國臺灣地區法庭錄音錄影制度評析》,載《牡丹江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第81頁。

[21] 參考寧妍:《庭審公開的現狀及完善路徑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2017年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第15頁。

[22]《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三第一款、第二百七十四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均對不公開審理案件類型進行了明確規定。

[23] 參考劉小鵬:《庭審網絡直播與當事人隱私權保護的沖突與平衡》,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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