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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討
機械抑或變通:執行實施何以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以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要求為視角(劉冬)

以下正文:

引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但是法律的實施確是一門藝術,需要每一名法律人認真對待。在當前全力解決“執行難”階段,如何更有效地去執行生效判決更是考驗一名法律人的法律智慧與專業素養,尤其是在作為執行依據核心要素的判決主文在表述上存在不嚴謹問題時。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來,在執行實施過程中如何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嚴格按照判決主文表述內容機械執行,一種是通過執行解釋彌補判決主文漏洞變通執行。但是,在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背景下,司法實踐中應如何應對這一問題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因此,在這一視角下去研究論證執行實施過程中如何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問題切入: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前因后果

判決主文即判決結果,是人民法院經過審理,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根據認定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對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權利義務關系作出實體性的處理決定。判決主文是法院裁判的具體內容,執行的具體依據,是整個裁判的落腳點和文書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法官能否依法、準確、合理地表述判決主文,既事關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又直接決定整個判決書的質量,也深刻影響著執行工作的開展,在整個訴訟和執行程序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判決主文表述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用詞規范,語言準確,邏輯嚴謹,與文書的事實、說理部分在內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1])201681施行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第三條第(八)款第2項規定“裁判主文內容必須明確、具體、便于執行”。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往往存在著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前因后果分析是本文研究主題的邏輯前提。

(一)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表現形式

結合筆者在工作中閱讀的大量生效判決文書來看,目前判決主文表述除存在誤寫、誤算、漏寫等筆誤之類(這類問題可以通過補正裁定糾正)的不嚴謹性問題之外,其表述不嚴謹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本文討論的僅指后者。

1.判決主文解釋不具有單一性,即語義上有歧義或者內容表述不清。在盧某訴劉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下文稱“案例一”)中,該案判決主文中第二項將一般抵押權表述為:“原告盧某就被告劉某名下位于XX市梅華東路188號(華南名宇二期)15401房的房產,可以與抵押人協議以抵押財產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抵押財產所得的價款,就本判決第一項債權在抵押登記的債權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針對該“抵押登記的債權范圍內”表述的理解就很容易產生歧義,一種理解為債權人盧某享有優先受償的范圍只是在房產登記的主債權數額即本金250萬元范圍內,一種理解為債權人盧某享有優先受償的范圍是在擔保范圍內包括本金、利息、實現債權費用等,即超過本金250萬元的部分仍享有優先受償權。很明顯,上述判決主文中關于一般抵押權的表述不規范、不明確,所以導致執行過程中產生了困難。

2.判決主文表述的結果與認定的事實和裁判理由不協調統一。在平安銀行某分行訴恒生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下文稱“案例二”)中,該案判決主文第三項將一般債務利息的計算表述為:“被告恒生公司向原告平安銀行某分行償還自2015111起至本判決確定的履行義務期限屆滿時止按《貸款合同》約定計算的利息、復利、罰息”,而該判決文書的裁判說理部分卻支持了原告要求計算一般債務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訴訟請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程序中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48號)第1條第1款的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加倍計算之后的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包括遲延履行期間的一般債務利息和加倍部分債務利息。所以現今審判實踐中,判決主文所確認的一般債務利息,通常應表述為“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2]。因而可以看出,案例二中判決主文表述的一般債務利息計算起止時間與裁判理由中表達的結論以及與最新規范的表述方式存在明顯的不一致。

3.判決主文表述的內容不具確定性導致執行不能。在被告人毛某等因犯詐騙罪被責令退賠一案(下文稱“案例三”)中,判決主文第四十三項表述為“被告人毛某團伙27名被告人被扣押在案的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913300元,由扣押機關在各被害人被詐騙款項范圍內返還被害人,余款予以沒收;責令各被告人在其所參與詐騙犯罪范圍內,與同案犯共同連帶賠償各被害人未獲賠償的被騙款項”。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六條“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的裁判內容,應當明確、具體。涉案財物或者被害人人數較多,不宜在判決主文中詳細列明的,可以概括敘明并另附清單”之規定,案例三判決主文中不僅應概括敘明了財產退賠情況,還應附上具體的退賠清單,這樣才能便于執行。但是該判決中卻僅有前項并無后項,導致執行法官很難按照判決執行。司法實務中,關于因判決主文表述不明確導致執行不能的案例還有很多,趙貴龍、孫振慶,李賀法官根據基層法院的實務,在文章《執行依據不確定性問題研究》([3])中就詳細歸納總結了多種情形,本文不再贅述。

(二)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的成因分析

法律是一門社會科學,是一門嚴謹的藝術。不論是從內在邏輯上,法律思維上還是從語言文字上,都要求我們每一名法律人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良好的職業素養,但是人類司法并非神明審判,司法裁判不僅會受到客觀外部條件的制約,也會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影響,因此,總會存在一些原因導致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的產生。

1.案多人少的辦案壓力下,法官不可能對每一份判決盡善盡美。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法官的專業水平和道德素質存在差異,特別是在目前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辦案壓力下,審判法官即使在案件審理中盡到了足夠的注意義務,但是對于現實中案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難免在判決主文中表述不夠準確和嚴謹,同時,書記員在大量的文書校對工作中對這種問題一般也難以發現,這是該問題產生的客觀主要原因。

2.審判與執行缺乏充分溝通和有效銜接是產生該問題的主觀原因?,F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都強調審執分離,結果是審判法官沒有了執行壓力,少數審判法官滿足于一審判決案結了事,不關注判決的執行效果,忽略了判決文書在執行實施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困難,這很容易導致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的產生。此外,審判法官的獨立辦案優越性導致對法律文字的理解存在主觀性,不能完全遵從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導致對判決主文的解釋不具單一性。審判法官若在審判時持有執行意識,其判決主文在表述時可能會避免不少的不嚴謹性問題的產生。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人說從事過執行工作的法官再去干審判工作,可能會做得更出色。

3.法官員額制改革后,部分法官過分依賴法官助理。法官員額制改革后,實行“一審一助一書”模式,部分法官將草擬判決文書的工作都交給了法官助理,有些甚至先給一個判決結論,然后叫法官助理完成整份判決文書。法官員額制改革后,由于法官有了特殊的固定晉級渠道,導致部分法官沒有了晉升需求,只注重判決結果,卻不關心判決理由、論證和判決書的寫作。有些法官并非親自撰寫判決書,最多是編輯一下由法官助理起草的判決書文稿,然后毫不猶豫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但是相比審判法官,法官助理存在司法實踐經驗和生活閱歷的欠缺,對某些法律問題把握不是很到位,很容易在判決中出現表述不嚴謹的問題。

(三)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引發的負面影響

1.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受到損害。判決文書表述不嚴謹容易降低當事人和社會對法院和法官的信任,如果判決結果不能被社會大眾清楚明白地理解其涵義,權利不能及時得到維護和實現,就會大大降低法院的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

2.增加執行工作的阻力和難度。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的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一般不易很快執結。因為存在對判決主文內容理解的不一樣,被執行人對執行過程都會產生刁難、抗拒心理,在當前執行人力、物力、財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無疑增加了執行工作的阻力和難度。

3.增加當事人的程序負擔。因某些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引起的分歧巨大,當事人可能會頻繁使用執行異議、執行異議之訴、再審等救濟程序,但是這種案件由于可逆轉的救濟程序實施的難度大,實現逆轉的比例少,就會大大延長案件的執行時間,也增加了當事人的程序負擔。

二、現實困境:執行實施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的莫衷一是

由于法律、司法解釋對于執行實施過程中應當如何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沒有明確規定,相關規定則過于原則性、模糊性,所以理論上與實務界對此的理解一直存有較大爭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格按照表述不嚴謹的判決主文機械執行及其后果

一種觀點認為,對判決主文表述的內容存在不同理解且有爭議的情況下,執行部門不能對執行依據進行解釋,其理由在于執行部門解釋執行依據有損裁判權威,是執行權的擴張和濫用,也不利于執行規范化建設。([4])此種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表現就是在案例一執行過程中,合議庭部分意見認為:本案判決主文第二項是很明確的,在抵押登記的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不動產抵押(按揭)登記表》登記抵押信息一欄中“債權數額”為人民幣250萬元,那么申請執行人享有優先受償的債權范圍就應以是250萬元為限,超過部分不享有優先受償權。案例二部分法官亦認為應當嚴格依照判決主文表述計算本案一般債務利息至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之后僅是遲延履行利息的計算問題。嚴格機械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此產生的問題可能會更多,因為判決主文表述的某些不嚴謹性問題可能會嚴重損害當事人利益,導致當事人去再審,但救濟途徑漫長且機會很小。為了修正生效判決主文中一個表述不嚴謹問題而非認識判斷錯誤問題去中止正在進行的執行程序,通過再審重新裁判,顯然有背訴訟的經濟和效率原則。

(二)變通執行表述不嚴謹性的判決主文及其利弊分析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司法實踐中法院執行工作遠不是書本中描述的那么簡單,而是需要在依法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與社會效果。由于執行工作面對的是千變萬化的社會生活,因此難免會涉及到裁判文書未涉及的事項,出于提高效率、減少當事人的訴累、節約司法成本等考慮,執行部門必須具有一定裁量權變通執行依據。([5])對于執行依據具有可執行性缺陷進行補救的最適當方法是執行解釋。([6])基于此種理論觀點,案例一執行過程中合議庭大部分意見認為,雖然《不動產抵押(按揭)登記表》登記抵押信息一欄中“債權數額”為人民幣250萬元,但該“債權數額”僅是本金數額,而借款合同中涉及擔保,應當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和物權法定原則,物權法規定的擔保范圍不僅包括債權本金還包括利息、違約金等,當事人在合同中對擔保范圍有明確約定的,雖然登記公示的他項權利證書只載明本金數額,仍應當按照雙方抵押合同約定的抵押范圍認定。因此,本案申請執行人可以在擔保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雖然在執行過程中變通解釋判決主文有利于執行工作的開展,但亦存在一定爭議和風險:一是缺乏程序性,無法令當事人信服。執行過程中對事實的認定通常缺少審判過程的嚴密程序,這產生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當事人的訴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其權威性必然會有所折扣;二是可能導致執行權的濫用,由于就執行實施過程中擁有多少裁量權,法律、司法解釋并未明確界定,所以執行過程中過多使用很容易損害裁判權威。

(三)目前執行實施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時的權宜之計

執行實施中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的現行處理機制多種多樣,在實行立案登記制之前,因為執行依據明確是執行案件受理的條件之一,所以實踐中對于執行依據不明確的,法院較多使用的是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或者受理后作出駁回執行申請的裁定。然而在立案登記制實行后,有案必立、有訴必理成為司法改革共識的新形勢下,這樣的理解與做法并不妥當。目前法院通行的處理方式為:首先通調解手段完成執行工作;其次若調解不成,執行法官或執行員會與審判法官聯系,請審判法官對表述不嚴謹的判決主文予以明確解釋,促使執行行為完成;最后,當事人對審判法官釋法不同意的,告知當事人可通過再審程序解決。([7])但是這些應對之策都僅是務實的權宜之計,并未形成規范性文件,尚無相關制度配套;深究其利弊,并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學和強制執行法學原理。在現今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的背景之下,亟需從司法責任制的視角分析如何建立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的配套規定與制度設計。

三、分析視角:司法責任制對審執人員的權責明晰與嚴格要求

自新一輪司法改革開啟以來,司法責任制被置于一個基礎性的地位,被習近平總書記稱之為司法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對其他各項司法改革具有牽引和統領作用。([8])司法責任是指司法責任主體基于其所承擔的司法職責,因在履行職責時存在違法違紀的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司法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不同于道義責任、倫理責任、政治責任等,在具體責任承擔形式上表現為刑事責任、紀律責任及民事責任。([9])其核心要義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指向的命題乃是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與承擔司法責任。分析執行實施中如何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亦應以其為行為準則,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視角下執行實施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應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一)司法責任制改革對審執人員權限職責的明確劃分

為嚴格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和《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明確了各類司法人員職責和權限以及規范了責任追究機制,各地方法院為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亦相繼出臺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劃分各類人員的工作職責。例如《江蘇法院審判責任制改革實施細則(試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落實司法責任制工作指引》等,均明確了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各類人員的職責范圍,建立起了權責明晰、權責統一、監督有序、制約有效的審判執行權力運行新機制。正因為司法責任制對于審判人員和執行人員職責權限的明確劃分與嚴格要求,導致權限配置不一、責任承擔相異,所以執行人員在執行實施中應對判決主文的不嚴謹性時,依法應當在其職權范圍內處理,不能超越其權限范圍應對該問題,否則將可能引發責任追究問題。這應是規范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首要原則。

(二)司法責任制改革對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的要求。根據這一要求,雖然目前就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采取何種方式、路徑存在爭議,但是審判權與執行權相分離勢在必行,特別是執行實施權分離于審判權已漸漸達成共識。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出臺的《關于執行權合理配置與科學運行的若干意見》中將執行權分為執行實施權與執行審查權。執行實施權的范圍主要包括“財產調查、控制、處分、交付和分配以及罰款、拘留措施等實施事項”,執行審查權的范圍則主要是指“審查和處理執行異議、復議、申訴以及決定執行管轄權的轉移等審查事項”。根據這一分類,執行實施權更多的是“照章辦事”,與審判權的關系是一種指揮和服從的關系。因此在執行實施過程中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時,更多的應是將問題反映給審判部門,由審判部門決定如何處理,不應由執行實施人員自行審查自行處理,這是審執分離背景下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內在要求。因為就問題的性質而言,這不是執行權范疇的內容,執行權不論如何分解、配置,它所包含的權能不外乎財產調查權、執行命令權、執行實施權等,不可能包括審判權。而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就其性質而言,是審判權范疇的問題,是審判法官對案件訴訟請求的判定有缺漏的問題,應當由審判部門補充、完善。如果由執行部門處理,實質為越界行使。([10])

(三)尷尬的執行員——權責不一致情況下的應對難題

在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背景下,還有一個需要特別指出的問題是,目前大部分法院均存在沒有員額法官資格的執行員作為承辦人獨立承辦執行案件的情況,這些執行員基本都是由入不了額的助理審判員或者年輕的法官助理組成,他們是執行案件的辦案主力軍,承辦了絕大多數的執行實施案件,但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對執行員的任免資格、任免程序以及權限與職責等做出具體規定,即使少部分文件規定了的也是把他們歸于司法輔助人員,他們的職責范圍僅僅是輔助類性質,這就導致執行員的地位相當尷尬,一方面法院需要其獨立承辦大量執行案件解決執行難題,這也意味著執行員要承擔相當大的責任;另一方面法律,司法解釋又未明確這些執行員的地位與權限。眾所周知,司法責任制的核心要義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在這一背景下,所有的審理人員皆是員額法官,精中選精,優中選優;相比之下,大部分執行工作人員都不是員額法官而是執行員, 他們不具有員額法官權限、不享受員額法官待遇,承擔的責任卻大大超過其權限。所以執行員在執行實施工作中遇到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時應該機械執行還是變通執行,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的視角分析,執行員面對這一問題時尤須謹慎對待。

四、解困路徑:執行實施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的制度構建

司法改革必須兼顧公正和效率的平衡,而公正和效率的實現程度又與社會發展階段、文明程度和法治狀態密切相關。我國社會發展的狀況和應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相輔相成的過程,制度構建也應是一個探求理論合理與現實合理“逐步交集”的過程。任何改革舉措如果不具有現實合理性,那么不論其在理論上多么完美,也注定不會行穩致遠。因此,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執行實施過程中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時,首先應結合現有的法律框架,從立法層面進行規制,擴大補正裁定的適用范圍;其次,出臺相關制度配套,事前防范該問題的產生;最后,根據不同的情形,采取合法合理的具體措施進行事后補救,既不宜太過機械化處理,亦不能過多越界變通解釋執行。

(一)立法層面:展望立法是破解困局的治本之策

1.他山之石:域外立法之借鑒。德國、法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立法對于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普遍采取瑕疵判決救濟制度。大體而言,他們對判決的瑕疵救濟可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判決的更正,即對于誤寫、誤算、漏寫或類似的顯然錯誤,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可判決或者裁定更正,相當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款第7項規定的裁定補正制度;二是判決的補充,對于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漏判的,即判決主文和理由部分均未說明,僅在查明事實部分有說明,可以補充判決;三是事實的更正,即對于判決的事實部分有錯誤、遺漏或矛盾之處的,可判決或裁定更正。([11])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對訴請的漏判或者事實的錯誤認定尚可用判決補正,對于判決本身沒有實體或者程序錯誤的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其做法,以補正的方式補救。

2.破冰之旅: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擴大適用范圍。立法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其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物質文化水平的發展狀況,也會受到政黨的政策導向、國際因素、文化歷史傳統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訴諸立法解決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本文認為,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展望立法解決本文主旨問題是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款第7項規定,補正裁定適用的范圍是判決書中的筆誤?!睹袷略V訟法解釋》第245條將前款規定的“筆誤”范圍界定為“法律文書誤寫、誤算,訴訟費用漏寫、誤算和其他筆誤”。我們完全可以將前述法律規定的補正裁定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本文探討的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情形。以補正裁定的形式來破解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并不改變判決原意,只是對原來判決事項、內容的補充或更正說明,這既符合國際慣例,也能與我國現行的法律規范相銜接。故針對本文所探討的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以裁定補正的方式應對是合理可行的。

從立法上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問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首先,應從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的角度出發,將補正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權力授予審判部門和審判法官,而非執行部門和執行人員,這是邏輯前提;其次,程序的啟動既可以依據當事人申請提出,法院亦可以依職權作出;再次,作出此種補正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形式應以裁定書形式作出,同時明確,當事人對該裁定不服的,應賦予其對原判決不服一樣的上訴或申請再審權利,并且其上訴和申請再審的期間應與原判決分別計算;最后,在解決該問題時還應注意協調審判與執行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審判部門與執行部門不應相互推諉,執行部門對于因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而影響執行工作開展的判決有權請求作出判決的審判部門予以補正,審判部門理應作出解釋。

(二)制度配套:防范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重要保障

在現有立法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制定相關配套制度是防范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保障,有利于減少該問題的產生。

1.建立和完善立審執有效配合的工作機制。立案和審判階段應考慮案件的執行, 做到相互配合、相互銜接。一是加強審判法官的執行意識。作出裁判時應當充分考慮執行依據的確定性和可執行性; 二是加強審判法官與執行法官的溝通和交流, 使審判法官了解一些因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而無法執行的情況, 避免這種現象反復出現;三是進人執行程序后, 執行工作要充分反映案件審判工作的成果, 最大限度實現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在司法實踐中, 立審執各環節在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的同時, 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配合聯動機制、研究探討機制等, 從而形成立案、審判機構關注執行效果, 執行機構有效維護立案、審判工作權威的工作格局。值得稱道的是,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613出臺施行了《關于人民法院立案、審判與執行工作協調運行的意見》(以下稱《意見》),專門就立案、審判、執行工作的順利銜接和高效運行進行了具體規定,該意見第11條規定了13種容易出現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判決主文應如何明確具體表述,這對于預防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產生具有極大推動作用。

2.規范裁判文書的制作,落實案件評查制度。裁判文書是人民群眾了解法院工作的一扇窗戶,亦是構建司法公信的一個重要平臺。裁判文書質量的高低不僅影響審判質效,也影響執行工作的效率。規范裁判文書的制作,是預防和減少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產生的重要配套機制。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早于2016年出臺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但是仍有不少法官存在意識不強等問題,并未嚴格按照該規范執行,所以應進一步落實案件的隨機評查制度和加強對重點案件及爭議文書的監督力度,督促減少裁判瑕疵和對案件質量進行有效監管。同時,對于執行法官在執行中發現因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而難以執行的,應在審判管理中對相關問題的責任法官予以告誡。([12])

(三)具體措施:彌補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路徑選擇

對于已經出現的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在執行實施過程中我們應根據不嚴謹性問題的具體表現形式以及執行實踐情況對具體解決的路徑做如下安排:

1.在立法未明文規定該問題可以裁定補正的情況下,執行部門應將該問題發函反饋給審判部門,由審判部門作出對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補充解釋,若當事人對審判部門所作出的補充解釋無異議,則執行部門按照該補充解釋繼續執行?!兑庖姟返?span lang="EN-US">15條分三種情形就發函征詢意見的程序進行了專門的規定。例如上文案例三中,在執行部門向刑事審判部門發函請求提供具體退賠清單后,當事人對此并無異議。此時,執行部門就可以依據生效判決主文及該具體的退賠清單繼續實施執行措施,將執行案款發放給受害人。

2.若當事人對審判部門所作出的補充解釋存在異議的,應告知當事人行使上訴或申請再審的權利,執行部門不應再就此作出相關執行解釋后繼續執行。例如上文案例一中,執行部門向審判部門發函后,審判法官就“抵押登記的債權范圍內”作出的具體解釋是指本案申請執行人僅在抵押登記的250萬元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超過部分不再享有優先受償權。對此,執行部門不應再自行解釋變通執行,而應告知當事人如不服可以提起再審等救濟程序。

3.對于被執行人為規避執行,對某些表述不嚴謹的判決主文提出無理要求時,執行部門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及司法解釋直接執行,當事人對此不服的,告知其提起執行異議程序救濟。例如上文案例二中,關于一般債務利息計算的截止時間,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和裁判觀點,無論一般債務利息計算表述為“至實際付清之日”或“至判決確定的履行義務期限屆滿之日”,其都應計算至實際付清之日止。否則,將鼓勵被執行人惡意拒絕履行債務,規避應當承擔的約定債務利息,導致債權人資金利息損失。此時就不能因為判決文書前后表述的出入而機械執行。

結語

正如美國聯邦法院中心制作的《法官寫作手冊》中寫道:書面文字連接著法院和公眾。不管憲法和法官的地位如何,最終的書面文字是法院權威的源泉和衡量標準。因此判決正確還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是公正的、合理的,容易讓人理解的?!?sup>([13])雖然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在不斷的完善,但是任何事情的解決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執行實施過程中應對判決主文表述的不嚴謹性問題舉措頗多,但應怎樣結合嚴格落實司法責任制這一視角去分析處理是本文的一個探索和嘗試,相信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發展以及審判執行工作的相互促進,相互倒逼,判決主文表述不嚴謹性問題的徹底解決將會是水到渠成的!



([1]) 王松:“民事判決書主文的表述方法”,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9期,第47頁。

[2] 廣東省高院執行局執行裁決要點摘編2018年第7期第9點“判項主文對債務利息表述為計至本判決確定的付款之日止,屬于沒有確定給付遲延履行期間一般債務利息的判決。申訴人如認為執行依據有誤,應另尋法律途徑解決?!?/span>

([3]) 參見趙貴龍、孫振慶,李賀:《執行依據不確定性問題研究》,載《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

([4]) 參見范加慶:《執行部門不能對執行依據進行解釋》,載《人民司法》2016年第32期,第106-107頁。

([5]) 王婭:《審執分離背景下變通執行依據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載《福建法學》2016年第1期,第77頁。

([6]) 陳渝:《執行依據可執行性缺陷的補救》,載《人民司法》2007年第1期,第110頁。

([7]) 參見邱星美:《執行權與審判權之界域研究—以執行救濟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104-105 頁。

([8]) 張文顯:《論司法責任制》,載《中州學刊》2017年第1期,第39頁。

([9]) 陳光中、王迎龍:《司法責任制若干問題之探討》,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32頁。

([10]) 邱星美:《執行權與審判權之界域研究—以執行救濟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112

([11]) 參見馮灼蘭:《執行依據不明確的缺陷彌補與權利救濟》,載《東南司法評論》2017年卷,第347-348頁以及注釋(10)109-111頁。

([12]) 趙貴龍、孫振慶,李賀:《執行依據不確定性問題研究》,載《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第110頁。

([13]) 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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