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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討
司法改革背景下審判團隊組建模式探索(鄒欣)

一、審判團隊制度設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第二條關于“獨任制與合議庭運行機制”部分中,就審判團隊的運行明確指出,基層、中級人民法院可以組建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實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按照此規定,關于基層法院按照上述規定,關于基層法院的審判團隊的組成,主要依托基層法院辦理簡易程序案件的獨任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及其他輔助人員組建。關于合議庭審理案件時,需要改變目前實踐長期以來的做法,合議庭主要以隨機產生方式組合,合議庭中的審判長不能夠固定化。這種隨機方式組合的合議庭沒有固定審判長,由審判職務最高、審判資歷最深或者承辦法官擔任審判長。

    在此種制度背景下,為明確審判責任制,由主審法官及合議庭為自己辦理的案件負責,推動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以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目標,通過建立以主審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管理模式,為審判團隊配置審判輔助人員,減少法官的事務性工作,使其專心于審判核心工作,是緩解案多人少矛盾、弱化審批環節、增強法官尊榮感的有效舉措。

通常來說,以團隊為構架的組織要比以個體為構架的組織更加高效、科學。關于團隊的概念,美國圣迭戈州立大學教授、著名管理學家斯蒂芬·羅賓斯認為,團隊即為實現具體的共同目標,由若干名成員利用互補的技能和積極的協作使之運轉的群體[1]。他還認為高效的團隊還應同時具備以下特征:較小的規模、互補的技能、共同的目的、明確的目標、共同的方法、共同的責任。管理學中的團隊概念被移植到司法審判研究視野中,即被固化為審判團隊的概念。結合上述制度背景,給審判團隊這一概念作概括,審判團隊是為完成特定審判工作任務,以獨任庭和合議庭為核心,加之一定數量司法輔助人員扶助所組成的結構相對穩定、獨立、職責分工明確的辦案單元。它是各地開展司法責任制改革后的新生事物,也是人民法院推進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提高審判質量效率的重要舉措。

 

二、各地審判團隊模式實踐及成效評析

    綜合各地審判團隊模式的改革實踐看,主要有兩種情形:

一種為獨任制審判團隊,是審判團隊組建的基本模式,即以法官為核心,與法官助理及書記員共同組成“1(法官)+N(法官助理)+ N(書記員)”模式的審判團隊,這種模式被各地基層法院普遍采用,具體來說不同法院也針對性的有些許不同的做法:

1)“1+1+1”的模式。 即由“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組成一個審判團隊。目前,貴州、江 蘇、浙江、廣東等地大多數改革試點的基層法院采此種模式的審判團隊。根據案件數量、案件難易程度和輔助人員力量等不同因素動態設置。有的地方建立專門辦理簡易程序案件的審判團隊,將全院所有簡易程序案件交給這些團隊審理,例如深圳地區。當然,此種模式下法官也可以吸收2名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審理案件;

2)“3+3+1”的模式。將原來一個法官加一個書記員“1+1”的結構調整為“3名法官+3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的結構。在這種模式下,法官助理與法官之間的搭配是固定的,但是書記員則跟審判團隊,不固定搭配法官。3名法官獨立辦案,同時在需要時亦是固定的合議庭成員搭配組合。

3)“3+2+3”的模式。3 名法官正常情況下與3名書記員“一審一書”模式審理 獨任審判案件,遇有普通程序案件3名法官自然組成合議庭,2名法官助理作為法官高級助手,不獨立承辦案件,從事審判輔助性事務,草擬法官審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書,由法官直接簽署,由法官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承擔全部責任,書記員則主要負責庭前送達、庭審記錄、案卷裝訂歸檔等。

此種模式有利于審判權運行扁平化,管理和指揮鏈條最短,各審判團隊的自主意識和自我管理較強,有利于整合司法資源,并且容易形成你追我趕、相互競爭的辦案氛圍,但缺點是獨任制審判團隊自由裁量權過大,審判團隊如果不設審判長,常態化管理的成本較高。

另一種為合議制審判團隊,審判團隊內設合議庭,即由 1(審判長)+N(法官)+N(法官助理)+N(書記員)組成的審判團隊,合議庭審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書,由承辦法官、合議庭其他成員、審判長簽署,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共同承擔責任。合議制審判團隊模式又分相對固定模式與隨機組合模式:

1)相對固定模式。此種模式將院庭長全部編入合議庭,全院按照一定成員數編成多個合議庭(大部分合議庭為 3 名法官,有院庭長編入的 為45名法官),例如按照“1名審判長+2名合議法官+3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模式[2],又例如佛山市中院采“1名審判長+23名合議法官+N名書記員”模式分35個審判團隊,合議庭成員均相對固定,在合議庭或者審判團隊仍然保留了審判長。該模式好處在于有利于促進合議庭運作的實質化和提高團隊運作效率,審判長事實上要對合議庭所有案件負責,有利于在強化審判團隊自主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保證審判質量。但相對固定合議庭(審判團隊)保留事先選任的審判長的情況下,也不排除審判長濫用權力形成新的行政化。

2)隨機組成合議庭模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每名主審法官均配備1名法官助理和1名書記員,需要組建合議庭時,由電腦隨機生成合議庭組成人員,承辦法官是該合議庭的審判長,也有許多法院的審判庭下不再設固定成員的合議庭或者固定成員的審判團隊,合議庭成員完全在本庭入額法官之間自由搭配隨機產生,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根據院庭長的指派承擔相應工作。此種模式有利于去行政化,并且防止合議庭成員長期固定后的行政化和利益同化,有利于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而且也有利于促進法官之間的交流,減少裁判標準不統一的現象。但是在案件數量較多的以合議制審理為主的中級法院以及案件數量多的基層法院,完全臨時隨機產生的合議庭在排期、合議等環節存在司法資源調配的困難,而且同一名法官同時參與多個合議庭運作,也降低審判效能。[3]

從以上各地試點實踐看,盡管審判團隊模式各有差異,但基本離不開應具備以下特征:

第一,審判團隊不是法定審判組織。按照法院組織法,只有獨任庭、合議庭、審判委員會才是法律意義上的審判組織,審判團隊可以理解為一個由法官、法官助理及書記員組成的審判組合,也可以是由幾個上述審判組合組成的相對固定的合議庭,或者理解為是績效評價單元、獎金分配單元,但不是承擔違法審判責任的主體。

第二,審判團隊應包含獨任庭或者合議庭。審判團隊內部應包含審判組織,且可以行使審判權,如果審判團隊內部沒有審判組織,僅僅是行使其他職能的人員組合,如審判輔助團隊、司法警察團隊等,就不屬于審判團隊。

第三,審判團隊內部結構設置應簡單化。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目標是去行政化,實現扁平化管理,如內部層級過多,容易在團隊內產出行政化管理,故審判團隊內部結構應簡化。原則上一個團隊包含一個獨任法官或者一個合議庭即可。

第四,審判團隊的構建不影響傳統審判庭的存在。審判庭是法院組織法認可的管理單元,庭長有與其職務對應的審判管理權限。對于審判人員較多、案件基數較大的基層法院,并非一定要撤銷審判庭,暫時保留審判庭建制,對于庭長行使管理職能以及保持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具有積極意義。

第五,基層法院的審判團隊大多以獨任法官為中心組建。在中級及中級以上法院,為實現專業化審理,通常由法官組建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組成一個合議庭,組建如商標糾紛審判團隊及金融糾紛審判團隊等。在保留審判庭的前提下,如果入額法官素質、資歷均衡,應當以隨機產生合議庭為主。例如,北京一中院刑事審判庭入額法官都是資深法官,均可以擔任審判長,審理的案件類型又相對單一,[4]這種情況下就沒必要組建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指定相對固定的負責人。

綜上,關于審判團隊模式的選擇,關鍵取決于這種模式是否遵循司法規律,是否符合“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司法責任制改革精神,是否適合本地法院實際。

 

三、影響審判團隊模式構建的因素

(一)法院審級。對于基層法院來說,大多數案件通過獨任庭審理,或者1名法官和 2 名人民陪審員一起組成合議庭審理,因此,可以積極探索“1+1+1”配置的審判團隊,有的基層法院探索設立專司簡易程序案件的審判團隊, 這部分團隊辦理的簡易程序案件大概能占到基層法院全部案件的 80%左右。 而對于以合議制審理為主的中級法院來說,審判團隊的運作機制則必須考慮與合議庭運作機制的兼容和銜接, 一般傾向于相對固定的合議庭(審判團隊)模式。

(二)法院規模。此處的法院規模是指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以及法官的數量,對于一些編制在50人以下,案件數量不多的基層法院,可以不設審判庭或者僅設一個綜合審判庭的 審判團隊模式;在案件數量龐大、法官數量多的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要實現合議庭的完全隨機產生,則實在有管理、資源配置等困難。

(三)案件難易。審判團隊中法官與法官助理、書記員應該如何配置,比例如何為宜,應當交給各試點法院根據自己實際進行探索。不一定每個團隊都采取一種比例的配置。各法院應根據案件數量、法官人均辦案數、案件難易程度、案由差異、案件程序特點等因素,考慮每個法官合理工作量,確定每個審判團隊中法官助理、書記員的不同配置。

(四)輔助力量。理想狀態下,一個法官至少應該配備一個法官助理和一個書記員,實現111 的配置比例。 但從目前許多地方法院實際來看,審判輔助人員不足是制約審判團隊建設的重要原因。雖然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增補審判輔助人員, 但是在有限的審判輔助人員、審判團隊又急需組建的情況下,則應當采取更加靈活的人員配置方式。比如,在法官助理、書記員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優先將書記員固定搭配給法官,法官助理同時服務于審判團隊內多個法官;也可以優先選任一批法官助理固定搭配給法官,書記員服務于整個審判團隊等等。

除了以上影響審判團隊組建的客觀因素,目前各地審判團隊的運轉中也存在些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一)組建前準備工作的不足。審判團隊試點中暴露出的問題,有些是因團隊組建之前的準備工作不到位造成的。第一,組建各類審判團隊的數量不科學。有的法院在建設審判團隊時,照搬試點法院的類別區分標準,造成水主不服。有的法院對本院人員結構、法官辦案飽和度及案件數量、類別、難易程度的分析不到位,對審判團隊的類別數量設置不科學,不符合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要求。第二,未將本院全體法官編入團隊。員額制改革前,實踐中有的法院受限于一定數量的法官在非審判業務部門不便編入團隊,有的法院未用盡員額比例沒有足夠人員編入團隊。第三,法院指定司法輔助人員加入團隊。有的法院在組建審判團隊時,沒有賦予團隊法官自由選擇司法輔助人員的權力,也禁止司法輔助人員自由選擇法官,而是由法院指定或隨機分配司法輔助人員加入團隊,造成法官和輔助人員磨合期長、熟悉度差、凝聚力低。

(二)團隊運轉中的問題。在審判團隊運行中,存在因與現行有關制度不匹配而造成操作困難的情況。第一,專業團隊化審理與隨機分案機制不配套。審判團隊承接案件需要參考案件類別、性質、案件復雜程度,而當前立案部門實行計算機隨機分案雖然排除了人工分案可能造成了司法不公,但該分案方式并不適合團隊化審理模式。第二,對審判團隊的監督管理還有漏洞。審判團隊建設的價值之一即破除司法行政化,但是院庭長、審委會等原有設置如何在破除司法行政化的同時,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團隊的自我管理和監督屬性尚需開發。第三,對審判團隊及成員的考評制度不完善。有的法院只重視組建審判團隊發揮其審判優勢,卻在考核評價機制上缺位或滯后,對團隊、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評價混亂,造成審判團隊“價值觀奈亂”的處境。

此外,當前審判團隊的建設仍存在的不足與短板有:如團隊職責定位不準、團隊成員角色混同、內部職責分工不明、整體協作能力較弱、績效考核不夠科學等等。上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掣肘審判團隊的潤滑磨合,從而使團隊功能難以得到最大限度發揮。導致上述問題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多年來行政化管理的慣性使然,也有短期內司法輔助人員無法保障到位、司法權力內部運行規則尚待健全等現實塊壘,中間也還摻雜著部分人員因未能入額而導致的力量空耗等因子。因此,應將推進科學審判團隊建設列入“優先工程”抓緊落實。在此過程中,我們既要客觀評估本院本地實情,在頂層設計框架下注入鮮明的“地方特色”;同時 也要充分遵循審判規律與團隊管理規律,實現審判團隊作用最大化。

 

四、審判團隊建設的核心問題與建議

(一)成員職責定位

    審判團隊建設的核心問題是人員的問題,團隊內各成員各司其職,相互配合,才能組建高效運行的團隊。

首先,法官的職權及職責范圍。從引入法官助理組成審判團隊的初衷看,法官相比原來的模式,可以從事務性工作中脫離出來,專心從事審判核心工作,開庭和判決。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出臺的《司法責任制意見》中確定法官審理案件時,法官的權力與職責應包括:(1)主持審理程序,包括主持庭前會議、組織調解等程序事項;(2)裁判權,即有權依法自主制作裁判文書、作出裁判結論;(3)文書簽發權,即有權直接簽發自己所承辦案件的裁判文書;(4)對司法輔助人員的指導權,包括指導法官助理做好庭前準備工作和草擬裁判文書及指導完善書記員的庭審筆錄。合議制審判團隊中的承辦法官的權力與職責包括:(1)主持審理程序權,包括擔任自己承辦的案件的審判長并主持庭前會議、組織調解等程序事項;(2)提請評議權,即有權對當事人提出的程序性事項提請合議庭評議;(3)審核證據權;(4)優先發言權,即在合議庭評議案件時先行提出裁判意見;(5)文書簽署權,即制作裁判文書并自主簽署姓名;(6)對司法輔助人員的指導權,包括指導法官助理做好庭前準備工作和草擬裁判文書及指導完善書記員的庭審筆錄。

法官作為審判團隊的中心,對審判團隊的所有案件承擔審判責任。為了能夠完成好審判任務,保證案件質量,團隊成員應分工協作、各司其職,成員間既有工作上的分工,又有工作上的配合,需要法官進行指揮、分配及協調,所以法官相對于傳統模式來說,除了具有案件的判斷權、裁量權、文書簽署權外,還應享有對團隊工作的分配權、工作指揮權、對團隊成員的管理權、提出考核意見的權利。

其次,但同等重要的是司法輔助人員的職責范圍。

法官助理的職責與職權。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出臺了《司法責任制意見》,確定法官助理的職責范圍,[5]有的法院還根據本單位具體情況作出特別安排,例如規定助理審判員擔任的法官助理可以進行簡易程序案件的開庭;也包括了接待當事人、送達、保全、鑒定等不享有審判權的事務性工作,其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還規定了法官助理需從事部分信息錄入等屬于書記員工作范圍內的事務。

對于法官助理職責范圍是否應包含書記員的工作。應當認為法官助理在團隊中的角色應高于書記員,主要通過從事庭前證據交換、調解、保全、鑒定、調查等工作來為法官分擔事務性的工作,如果要求法官助理承擔書記員的工作,一是會與書記員工作的職責存在交叉地帶,容易造成兩者之間在工作上的互相推諉,不利于工作的開展,二是法官助理的任職條件及能力一般高于書記員,要求法官助理承擔書記員的工作,會加重法官助理的重擔,不能更好地發揮法官助理的輔助作用。

對于法官助理能否受法官委托從事開庭的工作。從地位上看,法官助理是審判輔助人員,是不具有審判權的,審判權應屬于法官來行使。而通過上述對我國法官助理職責范圍的分析可以看到的是,庭前證據交換、調解等具有一定審判權的工作,法官助理可以從事的原因應是法官的授權,那么開庭審理的權力是否屬于法官可以授予法官助理行使的權限范圍內呢?參考國外的司法輔助人員制度以分析。在日本,法院對各類司法輔助人員進行嚴格的分類管理,其中書記官的具體職責最接近法官助理,主要包括記錄與案件相關的事宜、制作并保管有關訴訟文書和向法官提供各類法令及判例等;在日本還有一類司法人員群體,被稱為“判事補”,他們通過了全國性的司法考試并通過兩年的專業培訓,成為司法見習生,他們可以向最高院提出申請,經最高法院批準后任命為助理法官,協助法官開展工作。他們可以參與合議庭審理案件,但不能擔任審判長,也不能獨立承辦案件。[6]從日本的法官助理制度看,實際上開庭權也是可以被授予法官助理行使的,只是因為開庭審理涉及到審判權的行使,要求法官助理具有相應的能力,故對于該類法官助理有特定的任職條件,即成為助理法官。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正處于法官職業化改革的進程中,實行法官員額制后,有較大一部分的助理審判員或審判員不能再行使法官的權力,而他們原來是具有審判資質的,也具有一定的開庭能力,如果一味地采取法官助理不能開庭這樣的理念,那么實際上會造成在改革期間審判力量的實際減弱,法官員額制改革不能順利地完成,另外,如果一律規定法官助理不能開庭,那么審判團隊對于未來法官的培養功能就不能很好的發揮,法官助理的職業前景不明朗化,影響法官助理的工作積極性。因此,法官可以授權法官助理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進行開庭,但裁判權只能由法官行使,即所有的裁判文書均以法官的名義出具,裁判的結果由法官決定。

書記員的職責與職權。書記員主要應從事與審判屬性無關的純事務性工作,包括:負責開庭前法庭內的設施保障事宜并落實訴訟參與人按時到庭情況;宣布法庭紀律;在開庭審理、法庭調查和合議庭評議案件、宣判等流程中進行記錄;完成審判管理系統中的信息核對、流程辦理及生效裁判文書上網、庭審直播錄播等司法公開工作;整卷歸檔。此外,應聽從法官助理與法官指導完成法官交辦的其他事務性工作。

 

(二)團隊成員合理配置

     團隊各成員職責范圍確定后,組建審判團隊時,為了保證團隊具有較強的協作能力,應該賦予團隊內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雙向選擇的權力。一方面,由法官根據自己所負責的審判業務選擇適合自己或自己認可的法官助理,另一方面,也允許法官助理根據自己的業務特點選擇合適的法官。有研究者認為根據法官助理的來源不同,可以將審判團隊劃分為形式化的審判團隊和實質化的審判團隊。[7]如果法官能夠完全按自己的需求選擇司法輔助人員,則說明該審判團隊是內因型、實質性的組合,被稱之為實質化的審判團隊。如果法官不能選擇司法輔助人員,而是由法院組織予以指定,則說明該團隊是外因型、形式化的組合,被稱之為形式化的審判團隊。實質化的審判團隊能發揮“配合默契”的效應,形式化的審判團隊能保證法院對團隊化建設的統一領導和權威。

應當認為,審判團隊的組建應當滿足團隊“人和性”要求,實行自愿組合為主,組織協調為輔的原則。對獨任制審判團隊,在尊重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個人意愿的基礎上,通過雙向選擇組成。當不能自愿組合組成審判團隊或者院長認為需要予調整的,由院組織研究決定。自愿組隊原則的例外是關于合議制審判團隊的組建,雖然原則上仍倡導自愿原則,但在組建專業化合議庭時,法院應當充分考慮合議庭成員之間在辦案能力、知識結構、年齡閱歷等方面的差異和特點,注重審判資源配置的優勢互補,發揮資深法官“傳、幫、帶”的作用。

 

(三)內設機構與分案機制

內設機構改革是司法責任制改革的一項配套措施。審判團隊的改革思路,最初是在精簡內設機構,推行扁平化管理的基礎上提出的。建立審判團隊模式,變“主管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長—審判員—書記員” 的管理鏈條為 “主管副院長—(庭長)—審判團隊”(取消審判庭的情況下取消了庭長這一管理層級),縮短了管理鏈條,實現了扁平化的管理運作模式,有利于減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通過改革實踐,證明精簡內設機構是必要的。根據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印發的《省以下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 試點方案》,應當按照精簡效能、服務審判、分級設置、統籌推進的原則推動內設機構改革,建立設置科學合理、職能劃分明確、運行高效順暢,符合審判機關特點和審判權運行規律的內設機構體系。

對于是否需要撤銷審判庭,應當根據法院層級、案件數量、人員數量等因素來推進內設機構改革,推進審判團隊改革未必一律要裁撤審判庭。對于新設的和規模較小的基層法院可以探索不保留審判庭機構設置,代之以審判團隊;人員編制在 50 人以下的法院,可以探索設置綜合審判庭,下設若干個審判團隊;對于中級以上法院和案件數量多、法官人數多的基層法院,則仍有必要保留審判庭,但是可以探索將案件類別相近的審判庭合并,這樣有利于促進法官知識交流,打破專業局限,促進裁判標準統一。

在推進扁平化管理的同時,還應當考慮與專業化審判相結合,即要有靈活的分案機制。在充分考慮法官辦案能力、經驗及特長等因素的基礎上,根據案件不同類型確定審理類型化案件的專業審判團隊,比如醫療糾紛審判團隊、金融糾紛審判團隊、家事審判團隊等等。同時根據案件的繁簡程度確定專門辦理簡單案件與復雜案件的審判人員,組成不同的審判團隊。具體可參考以下設計:第一,實行繁簡分流。由審查立案人員根據案件復雜或疑難程度進行第一次甄別:對于法律關系清晰的民事和刑事糾紛案件,分別交民事速裁團隊和刑事速裁團隊辦理;對于法律關系復雜或預估為疑難案件的糾紛,考慮采取專業分案方式處理。第二,實行專屬分案和隨機分案。對于復雜疑難案件,按案件所屬業務領域進行分配,例如屬于保險合同案件則交由保險糾紛審判團隊審理。對于不在本院專業化審判團隊范圍之內的其他案件,按照民事、刑事或行政的大類隨機分配給相關的綜合審判團隊負責審理。第三,實行按地域分案。在基層法院,由各人民法庭負責本轄區內民事案件;在中級以上人民法院,可預設按縣區劃片受理案件的合議制審判團隊,由該審判團隊負責該轄區內的專業不強的其他案件。在分案時,同類型多個獨任制審判團隊或合議制審判團隊均符合收案條件的,由計算機系統隨機確定。[8]

 

(四)團隊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對于團隊的考核,不再著重考核法官個人的業績,更應注重對審判團隊整體的考核上,主要考核審判團隊是否完成額定的工作量及所完成案件的質量指標,包括上訴發改率、法定審限內結案率等,考核結果適用于整個團隊。對于審判輔助人員的考核,應綜合工作業績和主審法官的評價進行,法官助理履行的多為輔助性工作,因為不體現具體的結案數量,不適合完全地量化考核,可以采取量化及質化相結合的考核方式,一方面,對法官助理的主持證據交換、主持庭前、庭后調解、開庭、調查等工作予以量化考核,同時結合法官對法官助理完成工作的質量、工作態度及工作積極性的評價,以及法院其他相關考核指標等結果進行綜合評價。對于書記員,考核其庭審記錄、卷宗整理及裝訂、文書上網、卷宗掃描等工作的質量,并結合工作的態度及積極性予以評價??梢詫Ψü僦砑皶泦T進行定期的考核,并將考核結果作為晉升、降級和淘汰的依據。組建審判團隊后,因實行法官負責制,法官的責任和壓力變得更大了,本著“權責利”一致的原則,應建立激勵保障體制,給予審判團隊一定的辦案津貼等,由主審法官根據團隊內成員的工作情況予以發放,形成更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審判團隊成員工作的積極性。對于法官助理及書記員,應當根據其工作年限、工作實績、業務水平等因素,劃分不同檔次來確定待遇,達到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目的。

法官助理在審判團隊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給予法官助理以職業發展的前景及晉升的通道,在工作中能夠極大地提高其工作積極性,同時也能夠保持隊伍的穩定性。對于法官助理的任職年限及職業發展,各國的法官助理制度也不相同。有的國家法官助理任期短且不能直接晉升為法官,如美國的法官助理大多由優秀的高校畢業生擔任,任期一般為1-2年,法官助理不能直接升為法官,故法官助理這個職位對于高校畢業生來說,更多的是能力的鍛煉及工作資歷的積累。有的國家,法官助理分不同的類型,且法官助理可以直接晉升法官,如英國,既有準法官型的助理法官,也有包括法律助理在內的其他類型的法官輔助人員??紤]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為法官助理設置晉升法官的通道??梢愿鶕ü僦淼墓ぷ髂晗?、能力及職責范圍將法官助理分為初級法官助理及高級法官助理,高級法官助理即為助理法官。法官助理每年均要通過考核,初級法官助理如果連續 5 年考核稱職或累計三年考核優秀的可以晉升為高級法官助理;高級法官助理,連續 5 年考核稱職的可以經省高院批準任命為法官,如果法官助理特別優秀的,累計三年考核為優秀的,就可以提前晉級為法官。高級法官助理可以由法官授權主持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開庭,并可以參加合議庭的審理,其余的職權范圍與初級法官助理相同。法官助理累計兩年考核為不稱職的應淘汰出法官助理的隊伍。法官助理的等級與其待遇關聯。

 

結語

隨著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方向,我國長期以來堅持和實行以院、庭長身份長期管理案件審判的傳統運行模式和格局終將被徹底打破,但傳統方式中蘊含的由少數資深和高水平法官作為業務帶頭人對案件質效進行總體控制、以及以老帶新傳承審判經驗的合理內核應當被傳承。我們思考建立以資深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并構建相應且符合改革方向的運行模式就是基于上述理念,目標是構建高效運行的審判團隊隊伍,為審判權的良好運行和審判質效提供充分保障。本文為該目標提出一定拙見,但有關審判團隊的組建及運行模式仍然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通過調研分析進一步探索。



[1] [美]斯蒂芬·羅賓斯、戴維A·德森佐、瑪麗庫爾特:《管理學:原理與實踐》,毛蘊詩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頁。

 

[2]吉林省全省法院采取該模式。

[3] 陳陟云、肖啟明:《回歸本質——司法改革的邏輯之維與實踐向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86.

[4] 何帆:《“審判團隊”會替代審判庭嗎?》,“法影斑斕”微信公眾號,2016 9 10 日。

[5]文件指出法官助理的職責范圍包括:審查訴訟材料,協助法官組織庭前證據交換;協助法官組織庭前調解、草擬調解文書;受法官委托或者協助法官依法辦理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等措施等;受法官指派,辦理委托鑒定、評估等工作;根據法官要求,準備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資料,研究案件涉及的相關法律委托;在法官的指導下草擬裁判文書;完成法官交辦的其他審判輔助性工作。

[6] 周道鶯:《外國法院組織與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版,第 81-83 頁,第 283 頁,轉引自許冬梅:《我國法官助理制度構建的現實進路》,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17-18 頁。

[7] 王亞明:《審判團隊建設路徑探討》,載《福建法學》2015年第3期,第91頁。

[8]張敬新:《司法責任制改革視角下的審判團隊建設》,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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